3、神灵的诞生，房屋和家的演化

庄和包括全部种类植物和动物驯化的混合农业经济的转变，可能开始于野生谷物的栽培，这一转变耗时至少3000年。”没有根本性的中断，多少年来人们只是简单照料着“野生菜园”而不是我们所知道的“小农田”或农场。有一个过渡期，其时狩猎采集者也剔除小动物。猪不能适应游牧生活，因此它们的驯养意味着定居生活。[209]

动物的驯养首先出现在现代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交界的山区。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最可能发展驯养的地方，是因为大多数野生动物本性上不能被驯养，而山区（由于海拔和植被的多样）能繁育最多种类的动物，而且同一品种能产生最大的个体差异。这种环境最可能繁育出体型较小的品种，更容易控制。

在旧大陆，农业出现的地理位置和时间与其赖以为基础的植物栽培和动物驯养出现的地理位置和时间相同。还有，古生物学家普遍认为，驯养和栽培只出现一次，然后传播到欧洲和印度。它是否随之传播到更远的东南亚和中非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而最近的农民的基因证据（与他们栽种的植物相比）却不像想象中那么确定。证据表明，现代希腊人与中东人（来自巴格达、安卡拉和大马士革）拥有85%至100%的相似基因，而巴黎人与中东人只拥有15%至30%的相似基因。一些考古学家指出，这说明传播的不是思想，而是把思想付诸实践的人。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一说法。[210]

然而，更有争议的是农业为什么发展？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发展？又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得到发展？这对理解人类的心智发展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当你考虑到狩猎采集生活其实是很轻松的生活方式时，那么这个问题比表面上看起来就更有趣了。对现在仍然存在的狩猎采集部落所作的民族志研究表明，他们每天只需要工作三至五个小时，就能养活自己和家人。石器时代农民的骸骨显示出他们比先前的狩猎采集祖先有更多的营养不良、感染性疾病和龋齿。因此，为什么人类要放弃这样一种舒适的生活方式，而选择更艰苦的劳作？另外，对谷物的依赖给早期人类带来的是比在狩猎采集时期单调得多的膳食结构。人类开始栽培庄稼时，它们依然只占膳食结构中的一小部分，这种情况维持了几个世纪，甚至一千多年。还是那个问题，为什么要改变？

一种说法是，向农业的转变是出自仪式或社会的需要，因为新的食物是罕见的奢侈品，然后逐渐传播，就像我们现在的时髦品一样。以小扁豆为例，每株野生植物长出两颗，对石器时代的一家人来说，几乎无法果腹。可是，小扁豆是近东的第一批庄稼。一些古生物学家觉得酒是谷物最重要的最终产品，酒在仪式宴会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但是最基本的经济学论据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正如前面提到的，大约1万至1.4万年前的某个时间，世界气候发生了重大变化。部分原因是大冰期的结束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海平面上升；二是温暖的气候有利于森林的扩张。这两个因素导致开阔的陆地面积急剧减少，“把原来开阔的土地分割成小块，为不同的海拔地带提供了不同的动物和植物品种……定居和减少的开阔陆地鼓励了地域性。人们开始保护、繁殖当地畜群，这种前驯养活动可以称之为对食物来源的管理”。[211]这些变化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气候变得越来越干燥，季节越来越分明，这种情况鼓励了野生谷类植物的播迁，这也导致了人们为了寻找植物和肉类，从一个环境迁移到另一个环境。在山区、滨海平原、高地和河流等地方，气候类型更丰富。这解释了肥沃新月地带的重要性。近东地区天然富产草本植物（那里的二粒小麦和一粒小麦以及野生大麦现在还存在）。但是，不难看出发生了什么事情。“从收割后的种子中挑选出不易脱落的、完全成熟的种子。人类一旦开始播下他们收获的种子，他们就自动（即使是无心地）开始了不易脱落型基因的挑选过程。”[212]

马克·内森·科恩是以下理论最著名的支持者，这一理论认为，史前曾有过一次人口危机，正因如此才加快了农业化的过程。在他列举的证据中，有这样的事实：农业不比狩猎采集生活更容易；巨型动物（为早期人类提供丰富蛋白质的巨大哺乳动物）的同时灭绝是“全球性的巧合”，而驯养在更新世末期出现更是一个巧合，当时地球变暖，人类开始了更频繁的迁移；在正式的农业出现之前，野生品种的驯化有利于人类繁育更多的后代。例如，众所周知，游牧民族和狩猎采集部落为了控制儿童的数量，两年之内不给孩子断奶。这限制了迁移群体的规模。科恩提出，定居生活发展以后，这种限制就没有必要了，并导致了一次重大的人口激增。科恩还认为，远古人口危机的证据有：为寻找食物而开发的新地带的数量；膳食从需要加工时间较少的植物到需要加工时间较多的植物的变化；膳食从大型动物到较小动物的变化（因为大型动物灭绝了）；营养不良的人体骸骨比例的增加；为了解决越来越少的动物和植物问题而出现的加工品的专业化；为了烧煮难以生吃的食物，火的使用日益增加；水生资源的使用；许多植物虽然在更远古之前就是食物来源，但是直到1.2万年前才被收获；草本植物（谷类）作为食物不是首选，诸如此类。科恩争辩道，所有这些都被考古发掘所证实。对他来说，农业革命就其本身而言不是对早期人类的解放，而是对付人口危机而采取的权宜行为。狩猎采集民族的生活根本不是一种低级形式。相反，他们的生活如此成功以至传播到整个世界，没有了回头之路。[213]

这又是一种简单却很有吸引力的理论，但是存在一些问题。最强烈的批评来自雷·格鲁贝，他是另一理论的支持者。根据格鲁贝（他在法国生活与工作）的观点，远古世界不可能发生过人口危机，更不可能有人口过剩的危机。他的论点与科恩正好相反：较晚出现的欧洲和美洲移民证明地球上的人口稀少。对格鲁贝而言，人类走出非洲，进入一个更寒冷的环境，疾病的发生率应该更低，因为从微生物学角度看，地方越寒冷就越安全、越健康。因此，在许多千纪里，人类在欧洲和西伯利亚的患病率相比在非洲要少。但是，大约2万年前，一个重大的巧合发生了。地球开始变暖，人类到达了旧大陆的末端，也就是说，已知世界住满了人。食物还是很多，不过，当气候变暖时，人身上的寄生虫也开始走出非洲。总之，以前属于热带的疾病现在也成为温带疾病。格鲁贝提到的疾病包括疟疾、血吸虫病和钩虫，“可怕的三大疾病”。第二个巧合也发生了。巨型动物由于大量狩猎而灭绝，它们都是大型哺乳动物，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具有生物相似性。突然之间（进化论意义上的突然），微生物赖以生存的哺乳动物变得日益稀少，它们随即转向了人类。[214]

换言之，2万年前以后的某个时间，世界上出现了健康危机，疾病爆发，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根据格鲁贝稍显古怪的理论，早期人类在面临疾病的肆虐时，认识到每隔三年生一个孩子的游牧生活不能维持人口数量。因此，他们向定居生活转变，因为它允许人类更多地生育，提高人口数量，避免种族灭绝。

格鲁贝的理论值得称道的地方是，它把定居与农业分离。这一发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比较重要的洞见之一。1941年，当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创造“新石器革命”这一术语时，他认为农业的发明带来了第一批村庄的出现，这种新的定居生活方式反过来促进了制陶、冶金的发展，并且在仅仅几千年的时间内，出现了文明的第一次繁荣。[215]这一简单化的观点现在已经被推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