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语言的出现及战胜寒冷

语言的获得或许是早期人类智力生活最具争议性和趣味性的一个方面。据我们所知，语言和模拟认知（如果梅林·唐纳德的观点正确）是区分智人和其他动物的最主要特征。由于本书后文讨论的绝大部分思想是用文字（而不是用绘画、音乐或建筑）表现出来的，所以了解语言的发明和演化是最基本的任务。

不过，在我们研究语言本身之前，我们要先考虑它为什么产生。在这里我们要重提食肉的意义。正如第1章所概述的，能人的脑容量较之先前有显著增长，这与石器技术的发展有关联。对本章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有些石器被发现的地点距它们的原材料来源地达十公里，这说明，从能人开始，早期人类可能就具备在行动之前在大脑中形成“路线图”的能力，事先计划，预测捕猎点并将工具运送到那些地方。这是远远超过其他灵长类的智力行为。但是考古发掘遗址也告诉我们，早期人类食用过羚羊、斑马和河马。对大型猎物的搜寻可能会令人类在觅食残肉时与鬣狗产生竞争，在捕猎时与猎物本身发生对抗。一些古生物学家认为，这是独立个体甚至小型群体都无法胜任的。一些动物学家注意到灵长类动物脑容量的大小与它们的社会群体平均规模有关联。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脑容量的大小与斯蒂文·米森所称的“社会智慧”有关。根据一项估测，南方古猿生活在平均规模为60至70只的群体中，而能人的平均群体人数为80人左右。[138]这为早期人类提供了基本的认知群体，一个其必须每天打交道的群体。古生物学家认为，这个不断扩充的认知群体刺激了人类社会智力的增长。语言一旦产生，从不断扩大的群体中区分不同的成员及亲属会容易得多；而珠子或吊坠等其他身体装饰物一旦被发明，区分就会更容易，因为人们可以靠它们凸显个性。对此持不同意见的是第1章开始时提到的乔治·夏勒，他指出狮子不靠语言也可以非常成功地进行群体捕猎。

我们的确看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及捕猎技巧的显著改变，若没有语言的存在，这两种改变都是难以想象的。至少在欧洲，出现了一整套的工具，包括带柄工具、鱼叉，以及由加工过的鹿角和骨头制成的投掷矛（这是最早的“塑性制品”）；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刀片的发展，作为“标准坯料”，它们可以根据需要被做成雕刻刀、刮削器、锥子或针。[139]

在非洲南部，将科拉西斯河口（6万至12万年前）的发掘物与年代更近的纳尔逊湾洞穴（2万年前）做对比，我们得到了非常不同的结论。后者包括更多像水牛和野猪这样的大型危险猎物的遗骨，而大羚羊遗骨则少得多。也是在这个时期，人们已经发明了像弓箭这样的抛掷器具，从而得以远距离攻击猎物。科拉西斯河口和纳尔逊湾的海豹遗骸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差别。科拉西斯河口海豹遗骸的年代表明，这里的古人类全年居住在河岸，“包括内陆的［食物］资源可能更充足的时期”。[140]然而，在纳尔逊湾，人类会在深冬或早春能够在海滩上捕到海豹幼崽时来到岸边，然后再迁回食物更充裕的内陆。[141]在捕鱼方面，两地还有最后一个不同点。科拉西斯河口发现的遗骸中没有鱼骨，而纳尔逊湾的遗骸中鱼骨占了大多数。正如我们前面所了解的，那时人们已经发明了鱼叉。这样的合作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可以完成吗？鱼叉上倒钩的概念没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就能够传达吗？

通过对恶劣环境中（尤其以西伯利亚为代表的寒冷地区）突然出现的早期人类的观察，对语言的起源可以有更多的推测。西伯利亚的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克服寒冷是农业出现之前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并且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自然实验（在美洲繁衍生息）的起点。所以，我们要问，如果没有语言，这些可能发生吗？在大西伯利亚，许多遗址可追溯到至少20万年之前，它们的存在再次引出了火和衣服的问题。许多古生物学家认为，如此恶劣的环境里，如果人类不穿“缝制的”衣服就无法占据这片土地。无论缝制手法多么粗糙，这都意味着针的发明非常早，虽然从未发现过任何证据。2004年，德国莱比锡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生物学家的报告认为体虱与发虱有差别。马克·斯通金和他的同事推断，“当一个新的生态位置（衣服）出现时，发虱可能进化成体虱”。他们根据基因突变率计算出这个时间为7.5万年前。[142]

为了征服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早期人类需要的不只是用来缝制衣物的针，在征服澳大利亚时他们还需要漂流筏，而且在两处生存都需要一个复杂的包括亲属和非亲属（以及对差异的认可）的社会结构。所有这些都需要个体之间的复杂交流，也就是说，需要语言。[143]实验表明群体决策在多于六人的集会中效力会减弱。因此，更大的群体只能以等级制度的形式存在，这也意味着需要语言。我们所说的“交流”，是指用原始语言，它很可能没有表示行动和思考与此时此地不同步的时态和从句。[144]

在1万至2.5万年前之间的某个时期，今天分隔西伯利亚和美洲的海域白令海峡仍然是陆地，古人类能够从欧亚大陆步行到阿拉斯加。事实上，在最后的大冰期，世界的这部分地貌与今天非常不同。不仅现在被淹没的陆地当时在海面以上，而且阿拉斯加和现在加拿大的育空地区和西北地区被两片巨大的冰盖与美洲的其他部分隔开。被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称作白令陆桥的这片地区从西伯利亚最深处横跨海峡三百至四百英里，进入北美大陆。之后，约在1万年前（当然这是一个长期渐变的过程），全球气温上升，冰盖融化，致使海平面再次上升，并将我们现在所称的旧大陆与新大陆和澳大利亚分开。地球被成功地分成两片巨大的陆地，一边是欧亚大陆和非洲，另一边是美洲。早期人类于是开始在这两片陆地上繁衍，多数情况下互不知晓对方的存在。双方在各自发展过程中的相似和不同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人类基本特质的信息。

西伯利亚的最东端是杰夫尼奥夫角（或称乌厄连），与奥杜威峡谷的直线距离是8250英里。然而，早期人类的迁徙路线却非常曲折，或许更接近1.2万英里。这是一次漫长的跋涉。根据一些古生物和考古遗迹，直立人在70万至80万年前开始在亚洲出现并使用属于奥杜威文化的原始工具，在35万至40万年前开始使用火。直立人的洞穴遗址内许多烧焦的动物遗骨（鹿、羊、马、猪、犀牛）表明洞穴主人不仅用火取暖，也用它烧烤食物。尚未明了的是直立人是懂得怎样生火，还是仅仅保存天然火种，虽然有些洞穴内厚厚的炭灰确实表明火曾持续燃烧过。

最新证据表明，现代人类两次迁离非洲，第一次是约9万年前经西奈半岛进入黎凡特地区，这次迁徙后来逐渐停止。第二次在约4.5万年之后，路线经过地处埃塞俄比亚“悲怆之门”（曼德海峡）的红海海口。人类经过美索不达米亚河谷到达中东和欧洲，沿着海滨流浪一直到达东南亚。（最新证据表明早期人类在约5万至6万年前到达澳大利亚，与上面的推论并不完全吻合。[145]）

研究发现，中国发现的直立人头骨与蒙古人种和美洲土著人的头骨有一系列引人注意且极具争议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包括头骨顶端的中线突起、在爱斯基摩人中尤其普遍的拉长下颌，以及相似的铲形门齿。综合来看，这些特点表明中国直立人为后来的亚洲和美洲土著智人提供了一些基因，尽管这些证据很受争议。[146]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在美洲或北纬53°以北，没有发现直立人或尼安德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