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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被翻译成德语;1848年,即钱伯斯出版他的《创世的自然史遗迹》四年以后,汤姆森的著作又被翻译成英语。三阶段体系逐渐从斯堪的纳维亚传遍欧洲。文化进化思想可与生物进化思想相媲美。

大约在同一时期,弗朗索瓦·茹阿内等学者开始认识到石器中凿器与更光滑的石器之间的区别。前者与灭绝的动物骸骨一起出现,后者出现在较晚期的古坟中,在已灭绝的动物年代很久之后。这些观察最终产生了四阶段纪年: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

所以,到1859年5月,当埃文斯和普雷斯特维奇从法国的阿布维尔拜访佩尔特回来后,人们再也不能否认和误解石斧的用途、重要性和相关性。欧洲各国的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一起帮助构建了这一历史图景。但还是有很多疑点。居维叶在巴黎的继任者爱德华·拉尔泰和普雷斯特维奇一样坚信人类的悠久历史。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赖尔多年来反对这一观点(他给达尔文写了一封著名的书信,为其不愿意接受物种进化说而致歉)。在埃文斯和普雷斯特维奇从法国返回英国的那一年,达尔文出版了《依据自然选择或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的物种起源》(以下简称《物种起源》)。他在书中的主要目的不是证明人类的悠久历史,而是要说明一个物种如何演化成另一物种,是钱伯斯观点的延伸,也是对创世说的打击。但是,在始自佩莱尔和德·马耶,由钱伯斯推广的进化思想革命的过程中,《物种起源》证实了自然选择是一个多么缓慢的过程。因此,即使不是达尔文的初衷,他的书还是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比《圣经》中所说的要古老许多。自然选择能解释的诸多现象中,就有古生物记录的变化。人类的古老起源由此而确立。

一旦这一事实被接受,观念随之推陈出新。1864年,一支由爱德华·拉尔泰和伦敦一位银行界文物研究者亨利·克里斯蒂组成的英法小组在法国的佩里戈尔挖掘出了一些岩石遮蔽所,后来又引发了许多别的发掘,其中包括在拉马德莱娜发掘的猛犸象牙雕刻,上面刻的是一头卷毛猛犸。这件物品“消除了任何对人类曾经和已经灭绝的更新世动物共存这一事实的最后怀疑”。[62]

四阶段体系成为1867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举办的盛大考古展展品排列的基础,参观者可以从一个展间到另一个展间分阶段浏览欧洲的史前史。科学考古代替了文物爱好者的传统。“人们现在可以构想一部独立于书面文献的文化史,从法国和英国的铁器时代墓地、瑞士的青铜时代湖边聚落、丹麦的新石器时代贝丘……一直上推到旧石器时代。”[63]当查尔斯·赖尔最终在他的《人类古老的地质学证明》(1863)中接受新观念时,该书在出版后的最初几周售出四千册,同年又出了两版。

从此之后,正如我们在第1章要看到的,古代石器相继在世界各地被发现,其分布和式样的多样性使我们能够重建远古人类遥远的过去、最初的思想和观念。在普雷斯特维奇和埃文斯证实了佩尔特的发现之后的一个半世纪,石器制造的最早年代一直在往前推,直到本书正式开始的地方:270万年前埃塞俄比亚的贡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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