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发现时间

。随着伦敦和巴黎的博物馆开始收藏这些遗迹，人们开始把它们称为“圣经地质学”。[53]

与这一论点相反的均变派也开始赢得支持。他们宣称相反的观点，认为地质历史是连续不断的，没有什么大灾难，我们所看见的地球经历了一个自然过程，现在如此，过去也是如此：河流从岩石中流过，切割出山谷和峡谷，携带淤泥到海边再沉积下来；偶尔发生火山爆发和地震。但是这些地质过程过去和现在都非常缓慢，因此，对于均变派来说，地球的历史远比《圣经》的记载要古老许多。在这一方面，比佩莱尔更重要的人物是贝努瓦·德·马耶（Benoît de Maillet）。他极可能在18世纪初撰写、于1748年出版的《泰里阿麦》（Telliamed）一书描绘了地球的历史总貌，根本无意附会《创世记》的记载。（正因如此，德·马耶的书以一个叫泰里阿麦的印度哲学家写的神话故事的形式出版，泰里阿麦正是他的名字的倒写。）德·马耶认为世界本来大部分覆盖着海水。山脉是由于强大的水流作用而形成的，当水流消退的时候，它们受到侵蚀，冲积物留在海底形成沉积岩石。[54]德·马耶认为到他那个时候，海洋还在消退，每年一点点。他的观点中有一点很重要：他的纪年中没有近期的洪水记载。如果地球按照他所说的方式演化的话，地球早在人类文明出现的许多年前就已存在。他认为生命肯定出现在海洋中，每种陆地生命形式都有其对应的海洋形式（例如，狗是海豹的陆地形式）。和佩莱尔一样，他认为人类在亚当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后来，还是在法国，伟大的博物学家布封伯爵在1799年计算出地球的年龄是7.5万年，后来又修改为16.8万年，不过他私底下认为地球的年龄将近50万年，这一观点在他有生之年从未发表过。他还缓和了自己的激进观点，宣称在地球的形成过程中有七个“时代”，这让更正统的基督徒以为这七个时代对应了《创世记》中的七天。

这些观点在当时不像现在看起来那么有想象力。对均变派观点的经典总结出现在查尔斯·赖尔的三卷本《地质学原理》中，于1830到1833年间出版。书中使用了赖尔在西西里的埃特纳火山进行的许多观察，也参考了他在欧洲大陆遇见的其他地质学家的著作，例如艾蒂安·塞尔和保罗·图尔纳。在《地质学原理》一书中，赖尔详细阐述了他的结论：历史是一个没有中断的漫长时间，是与现在运转速度大致相当的同一地质过程的结果。这一关于地质历史的新观点还表明，人类起源的问题是可以做出经验性解答的。[55]在赖尔的热切读者中，深受其影响的便有查尔斯·达尔文。

如果说均变派的胜利证明了地球的古老，它并不一定能说明人类也古老。赖尔自己就是一个多年来只接受地球古老但是人类不一定古老的人。《创世记》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怎么错了？有多严重？在这方面，法国解剖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乔治·居维叶走在了前列。他对现有动物，尤其是脊椎动物的比较解剖学研究，帮助他在仅有一些骨头的基础上重建整个生物形态。18世纪后期，化石骨头得到了大量研究，居维叶的技术也变得非常有用。当这种新的知识与化石骨头在岩层中的分布方式联系起来的时候，它证明：（1）较深岩层中的动物和现有的动物很不一样；（2）它们已经灭绝。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相信这些不寻常的动物在世界的某个尚未发现的地方依旧存在，这种希望很快落空，而且有一种观点逐渐被人接受：整个历史是一系列创造与灭绝的过程。这是均变说在生物学和地质学的应用，而且再一次与《创世记》相异。岩层中的证据表明，创造与灭绝持续了非常漫长的时间，当埃及法老的木乃伊被作为拿破仑的征服战利品带回法国、证明几千年来人类没有什么改变的时候，人类古老起源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

1844年，爱丁堡的一位出版商和博学者罗伯特·钱伯斯，匿名出版了《创世的自然史遗迹》。正如詹姆斯·西科德最近论述的，这本书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是钱伯斯而不是达尔文向更广泛的大众介绍了进化论的大致思想。虽然钱伯斯不知道进化是怎么进行的，自然选择如何产生了新的物种，但是他的书令人信服地详细论述了一个古老的太阳系，它在“火雾”中诞生，在重力下凝聚冷却，伴随地质过程（开始非常剧烈，逐渐变得轻微），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开始成形。钱伯斯设想了一个完全自然的、物质的生命起源，而且公开宣布：“人的本质不是源自使他区别于动物的精神特征，而是在进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各种官能的直接延伸。”[56]下面是书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我对地球上有机生命演化的观点是（它也适用于所有生命形式的相似过程），最简单最原始的物种，按照同样的法则，演化成比它更高一级的物种，后者又演化成更高级的物种，以此类推，直到最高级物种。从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的每个阶段的进化都很微小，因此从来都体现出一种简单、温和的特点。”[57]

此时，在另一新的学科领域考古学，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虽然19世纪早期见证了一些主要在中东出现的神奇的发掘，但是，古物研究（即对过去的兴趣）自从文艺复兴以后，尤其是在17世纪一直保持很强的势头。[58]特别是出现了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三分法体系：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由于一系列非比寻常的历史因素，三分法首先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1622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签发了保护古物的法令。1630年，瑞典成立了国家古物办事处，同年建立了古物学院。奥勒·沃尔姆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创立了沃尔姆博物馆。[59]19世纪刚开始，丹麦出现了民族主义运动。这主要归因于它与德意志争夺石勒苏益格—霍尔施泰因的战役，以及正与拿破仑斗志消沉的大陆盟军作战的英国人，在1801年消灭了哥本哈根港的大部分丹麦海军后，1807年又再次进攻丹麦首都。这些战役以及之后兴起的民族主义鼓励了对本国历史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对国家命运的安抚与激励”。[60]凑巧的是，丹麦拥有丰富的史前遗址，特别是巨石，因此它尤其适合探索遥远的民族历史。

这里的主要人物是克里斯蒂安·尤尔根森·汤姆森，他本来是个专业的钱币收藏家。古物研究首先是由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重新发现而激发的。作为文艺复兴运动一个方面的钱币收藏在18世纪尤其受欢迎。根据钱币上的文字和年代，可以把它们排成序列，展现历史的进程，而且风格的变化也可以同具体的年代相对应。1806年，哥本哈根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拉斯穆斯·尼鲁布出版了一本书，建议仿照法国大革命之后在巴黎建立的法国纪念物博物馆，在丹麦成立国家古物博物馆。第二年，丹麦政府宣布成立古物保管与收藏王家学会，并为成立这样一个国家博物馆而做准备工作。汤姆森是第一任馆长。1819年当博物馆的大门向公众开放时，所有的物品都按照年代顺序，分别归入“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这种分期以前也采用过，可追溯到卢克莱修，但这是第一次人们把它付诸实践，用它来排列物品。至此，丹麦的古物收藏是欧洲最多的，汤姆森采用的这一方法不仅创造了一种纪年方法，而且形成了一种装饰风格序列，使他能够研究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发展过程。[61]

虽然博物馆成立于1819年，但是汤姆森直到1836年才发表他的研究和理论，而且当时只以丹麦语发表。这本书，《北方古物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