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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死活。唉,我只求老天爷保佑我,让我坚持到六月,如果我能活到六月的话,我就永远离开这个地方,这是我住过的最糟糕的地方。”
  我能说什么呢?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连聊聊天气都不行,天气是她的心病。我们道了再见,把电话挂了。
  别人在夏天里度假,我妈却在那时搬家。这是从多年前,我爸丢了工作后开始的。我爸被解雇后,他们把房子卖了(好像这是件应该做的事情),去了个他们觉得有点希望的地方。当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时,他们就搬走了。他们不停地搬东搬西,住在租来的房子、公寓、汽车房子里,甚至还住过汽车旅馆。他们不停地搬,每搬一次,东西就少一点。有两次他们正好经过我居住的小镇,就搬来和我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就像是迁徙的动物,只是他们的走动并没有固定的路线。多年来,他们就这样搬来搬去。有时,为了那片‘更绿的草地’,他们甚至搬到外州去。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北加州转悠。后来,我父亲过世了,我想我母亲会在一个地方多待一会儿了。但她没有,仍在搬个不停。我有次建议她去看看心理医生,我甚至说我可以帮她付钱。但她根本不理我,打点好她的东西,就搬走了。我这是孤注一掷,不然也不会去提心理医生。
  她总在不停地打包和拆包。有时,一年里要搬两、三次。她总在说就要离开的地方的坏话,对将去的地方充满希望。她的邮件被搞的一团糟,救济金支票寄丢了,她得花上好几个小时写信,来纠正这些错误。有时,她搬出一幢公寓,住进仅几步远的另一幢公寓,一个月后,又搬回原来那幢公寓,只是换了个楼层或朝向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她要搬过来时,我特意帮她租了套房子,并确认她会喜欢屋里的家具和布置。“搬来搬去使她保持活力,”吉尔说。这给她点事情做做,我猜她肯定从中得到点常人不可思议的满足。但不管是哪种满足,吉尔觉得我妈肯定是神经不正常。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你怎样告诉你自己的母亲?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又怎么办?精神失常并不能阻止她计划和执行她的下一个搬家计划。
  我们到来时,她正在屋子的后面等着我们。她今年七十岁,头发已经灰白,戴着付莱茵石框架的眼镜。她这一生里,没生过一天病。她先拥抱了吉尔,再拥抱我。她眼睛发亮,像喝了酒一样,但她并没有喝酒。好几年前,在我爸戒了酒后,她就跟着把酒给戒了。我们结束了拥抱,进了屋。大约是下午五点左右,我闻到她厨房飘出来的味道,才想起来我早饭后什么都没吃,肚子开始咕咕叫了。
  “我饿的不行了,”我说。
  “味道真好,”吉尔说。
  “希望它好吃,”我母亲说。“但愿这鸡已经熟了。”她打开锅盖,用叉子捅了下鸡胸脯。“如果有什么东西我不能忍受的话,那就是半生不熟的鸡,我想是熟了。你们为什么不坐下?随便坐。我到现在还闹不清这个炉子,烤箱热起来太快。我不喜欢电炉子,从来就没喜欢过。把这些废物从椅子上拿开,吉尔,我住在这儿戒了。我们结束了拥抱,进了屋。大约是下午五点左右,我闻到她厨房飘出来的味道,才想起来我早饭后什么都没吃,肚子开始咕咕叫了。
  “我饿的不行了,”我说。
  “味道真好,”吉尔说。
  “希望它好吃,”我母亲说。“但愿这鸡已经熟了。”她打开锅盖,用叉就像个被诅咒的吉普赛人,希望不会太久了。”她见我在到处找烟灰缸,“在你身后,”她说。“在窗台上面,宝贝。你坐下前,能不能给我们倒点百事可乐?只好用这些纸杯子了,我应该让你们带些杯子过来。可乐冰吗?我没有冰了,这个冷冻箱一点都不保温,一钱不值,我的冰淇淋都成汤了,这是我用过的最糟糕的冷冻箱。”
  她把鸡叉到一个盘子里,把盛了鸡的盘子和豆子、凉拌卷心菜和白面包等,一起放在桌子上,又检查了一下是否忘记了什么,盐和胡椒。“坐吧,”她说。
  我们把椅子拉近桌子,吉尔把盘子从纸袋里拿出来,分给大家。“搬回去后你住哪儿?”她说,“有地方了吗?”
  我母亲把鸡递给吉尔,说,“我给原来的房东写了封信,她回信说有个一层的单元,非常好。离公交车站近,附近有很多商店,还有个银行和超市,是个最理想的地方。我不知道当初我为什么离开那儿。”说完后,她给自己加了点凉拌卷心菜
  “那你为什么要离开呢?”吉尔说。“如果那地方那么好。”她拿起鸡腿,看了看,咬了一口。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隔壁住着个酒鬼,是个老女人。她从早喝到晚,墙壁太薄了,连她嚼冰块的声音我都听得见。她必须借助助步器才能走动,但这并没让她停下来。从早到晚都能听见那个助步器在地板上刮出的声音,还有她关冷冻箱门发出的声音。”想起她不得不忍受的东西,她摇了摇头。“我不得不搬走,一天到晚都是这喀嚓喀嚓的声音,真受不了,实在不能那样住着。这次我和经理说了,我不想和酒鬼做邻居,不想要第二层的。第二层看出去是停车场,其它什么也没有。”她等着吉尔再说些什么,吉尔没有再说。我妈转过头来看我。
  我像只饿狼一样,埋头吃饭,一句话不说。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不停地嚼着,看着靠冰箱堆起的箱子,给自己添了点凉拌卷心菜。
  没一会儿,我就吃完了,我把椅子往后退了退。拉里?海德洛克开车来到屋子的后面,把车停在了我车的旁边。他从小卡车上搬下来个割草机。我通过桌子前方的窗户看着他,他没朝这边看。
  “他想干什么?”我妈停了下来,说。
  “看上去好像是来帮你割草,”我说。
  “根本就不需要割,”她说,“他上周刚割过,有什么好割的?”
  “是为了新房客,”吉尔说,“不管将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母亲没再说什么,接着吃她的饭。
  拉里?海德洛克发动了他的割草机,开始割草。我和他有点熟,当初我告诉他我母亲要租房时,他把租金减了二十五块。他是个鳏夫,大块头,六十来岁,是个有点幽默感,但却不太开朗的人。他胳膊上布满了白毛,白头发也从他的帽子下面露了出来。他的样子就像杂志插图上的农夫,但他不是。他是个退了休的建筑工人,有点儿存款。开始那段时间里,我还幻想着他和我妈在一起吃吃饭,成为朋友。
  “这就是国王,”我母亲说,“拉里国王。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他那样有钱,可以住在大房子里,多收别人的租金。好吧,我希望离开后,再也不用见到他那张吝啬的老脸。把鸡都吃掉。”她对我说。我摇了摇头,点了根烟。拉里推着割草机从窗前经过。
  “过不了多久,你就再也不用见到他了,”吉尔说。
  “我很高兴,吉尔。但我知道他不会把押金退给我。”
  “你怎么知道的?”我说。
  “我就是知道,”她说,“我和这类人打过交道,他们千方百计地占你的便宜。”
  吉尔说,“不会太久了,你再也不需要和他打任何交道了。”
  “我太高兴了。”
  “但其他人和他也差不了多少,”吉尔说。
  “我现在不想去想那个,吉尔。”我母亲说。
  吉尔清理桌子时,她去煮咖啡,我把杯子冲干净。倒上咖啡后,我们端着杯子,绕过贴着‘小摆饰’标签的箱子,进了起居室。
  拉里?海德洛克在房子的一侧割草,前面街道上往来的车辆开的都很慢,太阳已落到树梢下面。我能听见割草机发出的震动声,几只黑色的鸟飞离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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