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事

去。这是个简单和不可避免的事实。尽管这样，他还是坐在旅馆的阳台上，研究火车时刻表。他还打听从马赛到敖德萨的航班的情况。他其实是知道的，到了这样的时刻，他不可能不知道。但在他最后一批信件中的一封里，他告诉他妹妹他的身体日益健壮。
　　很久以来，他就对文学创作失去了兴趣。一年前，他差一点就没能完成《樱桃园》。写这部话剧是他一生里最艰难的一件事。写到后来，他每天仅能写六，七行。“我失去了热情，”他写信告诉奥尔加，“我觉得我作为作家已经完蛋了，写的东西一钱不值，一点用处都没有。”但他并没有停止，于1903年10月写完了该剧本。这是他生平最后的一部作品，除了一些信件和几折日记外，他再也没写过任何东西。
　　1904年7月2号，刚过午夜，奥尔加找人去请席威尔医生。情况很紧急，契诃夫昏迷不醒。两个度假的年轻俄国人正好住在隔壁的房间，奥尔加敲开他们的房门求援。两人中的一个已经睡下，另一个还在抽烟看书。他忙跑着去找席威尔医生。“在那个七月闷热的夜晚，他脚下砂砾发出的沙沙声。至今还回响在我耳边。”奥尔加后来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契诃夫开始出现幻觉，谈论海员，还夹着些与日本人有关的东西。“你不该把冰放进空空的胃里。”当奥尔加把冰块放在他的胸口上时，他说道。
　　席威尔医生赶了过来，他在打开医疗包时，眼睛一直都没离开躺在床上喘息的契诃夫。病人的瞳孔已经放大，太阳穴上全是汗。尽管席威尔医生知道契诃夫大限将至，他脸上并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他不是个情绪化的人。他是个医生，曾宣誓要尽自己最大努力来拯救病人。而且，契诃夫还在死亡线上微弱地挣扎着呢。席威尔医生准备好针管并给契诃夫注射了一针茨酮。这本来是为了加快他的心跳，但没有用――当然，这时候，什么药都没有用了。尽管这样，当医生示意奥尔加他需要氧气时，契诃夫突然清醒过来，他轻声说道：“有什么用？不等氧气运到，我已经是具尸体了。”
　　席威尔医生一边揪着自己的大胡子，一边看着契诃夫。作家的脸颊深陷，脸上蜡黄蜡黄的，喘气声刺耳。他知道这也就是几分钟的事了。他突然起身，一声不吭地走到墙上装着部电话的侧间里，看了看电话的使用说明。如果他按大努力来拯救病人。而且，契诃夫还在死亡线上微弱地挣扎着呢。席威尔医生准备好针管并给契诃夫注射了一针茨酮。这本来是为了加快他的心跳，但没有用――当然，这时候，什么药都没有用了。尽管这样，当医生示意奥尔加他需要氧气时，契诃夫突然清醒过来，他轻声说道：“有什么用？不等氧气运到，我已经是具尸体了。”
　　席威尔医生一边揪着自己的大胡子，一边看着契诃夫。住一个按钮并摇一下边上的把手，他就能接通旅馆底层的厨房。他拿起话筒，放在耳边，并按照说明书所说的那样操作。终于有人接了电话，席威尔医生要了瓶旅馆里最昂贵的香槟酒。“几只酒杯？”楼下的人问到。“三只！”医生对着话筒大声吼道，“快点，听见没有？”这是个灵光一现的决定，这个举动在这样的时刻是如此的恰如其分，简直就像是命中注定的似的。
　　香槟被一个看上去很疲惫的年轻人送了上来，他金黄的头发乱糟糟地立在头上，制服裤皱皱巴巴的，裤缝早没了，由于匆忙，上装的一个扣子都还没扣上。他看上去就象个在凌晨偷空休息（比如，正歪在把椅子上打盹）的伙计，突然听到一阵刺耳的电话玲声――老天爷！――不等他明白过来，就被一个领班的摇醒，让他给211房间送一瓶酩悦香槟（Mo?t）,“快点儿，听见没有？”
　　年轻人一手拿着个冰着香槟的银质冰筒，一手托着放着三个精致水晶酒杯的托盘的，走进了房间。他把冰筒和杯子放在桌子上时，伸着脖子朝另一个房间看了看，那里传出一个人的急促的喘息声，这声音听上去非常恐怖。年轻人把下巴埋进衣领里，不想去听那越来越刺耳的呼吸声。他正对着着窗外漆黑的城市发愣時，一个看上去很威严，留着大胡子的人往他手里塞了一把硬币――捏在手上就知道，这是笔很丰厚的小费。突然，房间的门打开了，没走几步，年轻人已站在房间的外面，他张开手，吃惊地看着手上的硬币。
　　就像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席威尔医生有条有理地开着香槟酒的软木塞，他尽量减小瓶塞发出的带欢庆色彩的爆破声。倒了三杯香槟酒后，出于习惯，他顺手用木塞把酒瓶塞上。他端着杯子来到床前，奥尔加松开了她一直握着的契诃夫的手――这只手烧得她手指发烫，她后来说道。她在他头的后面垫了个枕头，然后把冰凉的盛着香槟的酒杯放在他的手里，并合拢他的手指。契诃夫，奥尔加，还有席威尔医生，互相看了一眼。他们没有碰杯，没有什么可以干杯的，在这个时候能为什么干杯？为死亡？契诃夫调集了他剩下的全部精力，说道，“真是好久没喝香槟了。”他把酒杯靠着嘴唇，喝干了杯中的香槟。过了一两分钟，奥尔加把空杯子从他手上拿了下来，放在床头柜上。契诃夫侧了一下身，他合上了眼睛并叹了口气。一分钟后，他停止了呼吸。
　　席威尔医生从床单上拿起契诃夫的手，把手指搭在他的手腕上，又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只金表。他打开表盖，看着秒针慢慢地走着，非常缓慢地走着。他在检测契诃夫的脉搏时，让秒针在表面上走了整整三圈。这时是凌晨三点，房间里还是很闷热，巴登威勒正遭受着多年来最恶劣的热流的袭击。两个房间的所有窗户都开着，但一丝风都没有。一只硕大的长着黑翅膀的飞蛾从窗口飞进来，“砰”的一声撞在灯罩上。席威尔医生松开契诃夫的手腕，说道：“结束了。”他合上表盖，把表放回背心的口袋里。
　　奥尔加很快地擦干眼泪，并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她感谢医生的服务。他问她是否需要点镇静药――鸦片酊，或者几滴缬草油。她摇了摇头，但她确实有个请求，在通知官方和让报界知道之前，也就是在契诃夫不再属于她之前，她想和他再单独呆一会儿。医生您能帮这个忙吗？能否晚一点把这里刚刚发生的事情告诉别人？
　　席威尔医生用手背捋了捋自己的大胡子，为什么不呢？现在就让人知道和再等几个小时又有什么差别？剩下的事也就是填张死亡证明书，这可以在早上去他的诊所去办理，他还可以先睡上几个小时。席威尔医生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在他准备离开时，他咕噜了几句表示哀悼的话。奥尔加低着头。“很荣幸。”席威尔医生说道。他提上他的包，离开了房间。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开了历史。
　　就在这时候，香槟酒的软木塞从酒瓶里蹦了出来，泡沫沿着酒瓶流到了桌子上。奥尔加回到契诃夫的床前，她坐在一个脚凳上，握着契诃夫的手，不时抚摸一下他的脸。“没有人的声音，没有日常的吵杂，”她写道，“只有美，宁静，和死之庄严。”
　　她和契诃夫一直呆到天亮。花园里的画眉鸟开始啼鸣，接着从楼下传来了桌椅搬动的声音。没多久，说话的声音也传了上来。就在这时，响起了敲门声。当然，她想，肯定是某个政府的办事员，或者是警察局的，来找她问些问题和填表格。也许，仅仅是也许，是席威尔医生带着个殡仪馆的人回来了，来帮着处理契诃夫的遗体，好把它运回俄罗斯。
　　但是，进来的却还是那个几小时前送香槟酒来的金发年轻人。然而现在的他，裤子烫得平平整整，两条裤缝笔直，制服上的每颗扣子都扣得好好的，简直就像是换了个人一样。他一点睡意也没有，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胖乎乎的脸也刮得干干净净，一副急于讨好的样子。他手里拿着个插了三支长茎黄玫瑰的瓷花瓶，在把花献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