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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蒙德·卡佛
翻译:小二
1897年3月22号晚上,莫斯科,契诃夫和他的挚交阿拉克斯?苏沃林外出吃饭。苏沃林是个有钱的报纸书籍出版商,保守派,一个全靠自己拼打出来的人。他的父亲当过兵,参加过博罗季诺会战。和契诃夫一样,他也是农奴的子孙,他们的血管里都流着农民的血液。除此之外,他俩在政治观点和个人气质上,却相差甚远。尽管这样,苏沃林一直是契诃夫仅有的几个挚友之一,契诃夫很喜欢他的陪伴。
自然,他们去了城里最好的一家饭店,它的前身是座被称为隐居寺院的住宅。在这里,你可以花好几个小时,甚至半个晚上来享受十道菜的大餐。当然,各种红酒,烈酒以及咖啡是少不了的。像往常一样,契诃夫的穿着无可挑剔,深色的马甲和外套,夹鼻眼镜。他看上去就像那一时期留下来的照片上的他那样。他显得轻松、愉快,一面与领班握手,一面巡视宽敞的餐厅。餐厅被华丽的吊灯照亮,餐桌旁坐着衣着高雅的男男女女,侍者来回穿梭。当他被领到苏沃林就坐的餐桌边时,血突然从他的嘴里涌了出来。苏沃林和两个侍者急忙把他扶到洗手间,用冰袋帮他止血。后来,苏沃林把他送回旅馆,并为他在套房里备了张床。在经历了又一次吐血后,契诃夫同意住进一家专治肺炎和结核病的医院。当苏沃林前来看望他时,契诃夫就三天前在饭店里发生的‘尴尬事件’向他道歉,他坚持自己没什么大事。“他一面像往常一样地开着玩笑,”苏沃林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一面把血吐进一个大痰盂。”
契诃夫的妹妹玛丽亚?契诃夫在三月末来医院看望他。那天天气很糟糕,天上下着冰雨,地上到处是冻成冰的雪。她好不容易才拦下一辆马车。当她赶到医院时,心里早已经是忧虑万分了。
“安东?巴甫洛维齐面朝天地躺着,”玛丽亚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医生不让他说话。怕他察觉我的担忧,问候完他,我就绕到桌子的一边。”在堆满香槟酒,鱼子酱罐头和探视者送来的鲜花的桌子上,她看见了一件让她惊恐的东西,一张专家手画的契诃夫肺部的草图,医生通常用它来向病人解释病情。在用蓝色线条画出的肺的上部,涂满了红色,“我知道那代表着有病的部分。”玛丽亚写道。
列夫?托尔斯泰是另外一个拜访者。这位俄国最伟大的作家的造访使医院的员工又惊又喜,最著名的俄国人要来?尽管医院谢绝‘不重要的’探访者,他们当然会让他去看望契诃夫。在一群阿谀奉承的护士和住院医师的陪同下,这位有着一副热忱面孔的大胡子老人走进了契诃夫的病房。尽管他对契诃夫的话剧评价不高(托尔斯泰觉得这些话剧太呆滞,并缺乏思想高度。“你的角色会把你引向何处?”他有一次质问契诃夫,“从沙发到垃圾间,再走回来。”),但是托尔斯泰喜欢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更重要的是,托尔斯泰喜欢契诃夫本人,他曾对高尔基说:“他是多么的大度,谦虚又安静,像女孩一样,连走路都像女孩子,他真是无可挑剔。”托尔斯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那年头,所有的人都有写日记的习惯),“我为我喜欢……契诃夫而感到高兴。”
托尔斯泰脱掉羊毛围巾和熊皮大衣,在契诃夫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尽管契诃夫正在服药,而且医生不允许他与人交谈,契诃夫不得不困惑地听着伯爵阐述他有关灵魂不朽的理论。对那次拜访,契诃夫后来这样写道,“托尔斯泰假设我们大家(人类和动物)都在为某种原则而活(比如动机或爱),尽管无人知晓这个原则的本因和目的……这种永恒对我毫无用处,我无法理解它。对此,列夫.尼可莱耶维奇感到非常的诧异。”
尽管这样,契诃夫仍由衷地感激托尔斯泰的来访。与托尔斯泰不同,契诃夫不相信人死了以后会怎样,他从来就没信过,他不相信不能被他的五官所感受到的东西。就他的人生观和作品,他曾对人说过,他由于缺乏“政治,宗教和哲学上的观念,因为我每个月都在改变它,我只好把自己限制在描述我的英雄如何恋爱、接婚、生孩子,死亡以及他们之间怎样对话。”
早年,在他的肺结核还没有被诊断出来前,契诃夫曾说过:“当一个农民发现自己得了肺病,他会说:‘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会在春天和融化了的雪一起离开。’”(契诃夫本人死于一个夏季热流的袭击)。但当他被确诊患上了肺炎后,他却尽量不往坏处想。他给别人的印象是他只是得了个慢性粘膜炎,很快就会好起来。直到最后,他都很自信地说着好转的可能性。在他临死前的一封信里,他甚至告诉他妹妹他“正在发胖”和由于住在巴登威勒,他觉得自己的状况好多了。
巴登威勒是个温泉度假城市,在黑森林的西边,离巴塞尔不远,几乎在城里任何一处都可以看见浮士日山脉。那时这里的空气很新鲜,对健康有好处。多年来,俄国人常来这里度假,他们不是在林荫大道上散步,就是把自己泡在热矿泉浴里。1904年6月,契诃夫却来此结束他的生命。
月初,契诃夫很艰难地乘火车从莫斯科来到柏林。他做演员的妻子奥尔加与他同行。1898年,他与奥尔加在排练话剧《海鸥》时相识。与她同时代的人称她是个非常优秀的演员,有才华,长得也漂亮,她比剧作家几乎小了十岁。契诃夫立刻被她吸引了,但在情感表露上却是不慌不忙的。与往常一样,他对调情比对婚姻更感兴趣。最终,经过三年的恋爱,包括多次的分手、情书往来以及不可避免的误解,他们终于结了婚,并于1901年5月25号在莫斯科举行了一个私人性质的结婚仪式。婚后,契诃夫享受着无与伦比的幸福,他把奥尔加叫做“小马”,有时又叫她“狗儿”或“小巴儿狗”,他喜欢称她为“小乌龟”,有时干脆就叫她“我的开心果”。
契诃夫在柏林咨询过肺病专家卡尔?爱华德医生。据一位目击者说,医生替契诃夫检查完后,摊了摊双手,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房间,对契诃夫来说,这一切都太晚了。这位医生为契诃夫不早点就医和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恼火。
一位正好在旅馆采访契诃夫的俄国记者,给他的编辑发回以下的急件:“契诃夫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他看上去得了致命的疾病,瘦得可怕,不停地咳嗽,稍微动一下就气喘不止,还发着高烧。”当契诃夫乘火车前来巴登威勒时,这位记者曾到波茨坦车站为他送行,根据他的记载,“契诃夫连上个小楼梯都很困难,他不得不坐下来喘气。”事实上,任何走动对契诃夫来说都是件痛苦的事,疾病已侵袭了他的内脏和脊椎,从这时候算起,契诃夫只活了不到一个月。据奥尔加讲,此时的契诃夫在提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是“一副完全无所谓的样子。”
在巴登威勒,有很多医生专门给来温泉疗养的富人治病,这些医生靠此过得很好。席威尔医生是其中一员。在他的病人中,有些人身体虚弱,或有点小病,有些只是过分担心自己健康的老人。但契诃夫的情况不同,他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契诃夫的名气如此之大,连席威尔医生都知道他,还在德国杂志上读过他的一些小说。当他在六月初给契诃夫检查时,席威尔医生告诉契诃夫他很欣赏他的艺术才华,但没有就契诃夫的身体状况发表意见。他建议契诃夫食用浸泡在黄油里的可可粉和燕麦片,并喝点草莓茶以助睡眠。
6月13号,离他去世不到三周,契诃夫给他母亲写了封信,说他的健康有所好转。他在信中说,“看样子一个礼拜后我就会痊愈了。”谁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说?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成了自己的医生,比别人知道的更多。他正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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