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事一小件

着安。她还站在那里。他说，“我们的弗兰克林正在做手术。有人扎了他。想要杀了他。一个聚会里的斗殴。他们说，他只是站在一边看着。没招谁没惹谁的。不过现在说这个都没用了。他在手术台上呢。我们只能祈祷，希望一切都好，我们只能做这些了。”他稳稳地盯着安。
　　安又看了那个小女孩一样，她也还看着安。安看看那个妇人，她头一直低着，眼睛已经闭上了。安看见那个女人的嘴唇安静地移动，说着话。她有一种冲动想要问她在说什么。她想再多和这些也在等待中的人聊聊。但她很害怕。他们也很害怕。就这点而言，他们是一样的。她想自己要是再多说几句车祸的事，跟他们多讲讲斯科蒂，告诉他们这一切都发生在孩子生日的那天，就好了。她希望自己能多聊几句。周一，他还昏迷着之类的。但她不知道从何讲起。她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再没多说一句话。
　　她照着那个男人指示的方向，走到楼道那头，找到了电梯。门关着，她等了一会儿，仍然想着自己应不应该离开医院。然后，她伸出手指，按下了按钮。
　　她把车开上自家的车道，关上发动机，闭上眼，头斜在方向盘上靠了一会儿。她听着发动机冷却下来时发出的滴答声，然后下了车。能听见屋子里的狗叫。她走到门前，门没锁。她进屋开开灯，坐上一壶水等着沏茶，又打开一些狗粮，在后面的走廊里喂给“懒虫”吃。狗饥饿地小口紧吃，并不时跑进厨房，看安是不是要留下来。就在安拿着茶坐在沙发上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是我！”她一边拿起话筒，一边说，“喂！”
　　“维斯夫人。”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刚早晨五点，她觉得自己能听见背景里有什么机器设备的动静。
　　“对，是我！出了什么事？我就是维斯夫人。是我。怎么了？请说吧。”她听着背景里的那些声音，说，“上帝啊，是不是斯科蒂的事儿？”
　　“斯科蒂，”那个男人说，“是关于斯科蒂，没错。这个问题与斯科蒂有关。你是不是把斯科蒂都给忘了？”那个男人说完，就挂了电话。
　　安拨了医院的电话号码，转到三楼，向一个接电话的护士询问她儿子的消息。她要求和她丈夫说话。她说，这是个紧急情况。
　　她等着，指间翻卷着电话线。她闭上眼，觉得肚子不舒服。她给吃点儿东西。“懒虫”从后面的走廊里走过来，躺在她的脚边上，摇着尾巴。安拽它的耳朵时，它趁机舔了她的手指。霍华德出现在电话那边。
　　“有人刚刚打电话过来，”她一边说，一边扭电话线，“他说，斯科蒂出事了。”她哭了。
　　“斯科蒂挺好啊，”霍华德告诉她，“我是说，他还睡着呢。没有任何变化。你走以后，护士又来过两次。可能是护士，也可能是大夫。反正，他没事。”
　　“是个男的打的电话，他说，是关于斯科蒂的事儿。”她告诉他。
　　“亲爱的，你得歇一会儿。你需要休息。那肯定就是同一个人，我也接到过他的电话。别理他。休息完了，就回来。然后我们一起吃点儿早饭什么的。”
　　“早饭，”她说，“我不想吃早饭。”
　　“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说，“喝点儿果汁，或吃点儿什么别的。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安。天哪，我也不饿。安，现在不方便说话。我正站在前台这儿呢。今天早晨八点，弗兰西斯医生还会再来一趟。那时候，他会有更详细的消息，跟咱们说。一个护士这么跟我说的。别的她也不知道了。安？亲爱的，可能到了那时候，我们就能知道怎么回事了。八点钟。八点以前回来吧。那之前，我都在这儿，斯科蒂没事的。他还是老样子。”他补充了一句。
　　“电话铃响的时候，”她说，“我正喝茶。他说是跟斯科蒂有关的事儿。背景里还有一种嘈杂的噪音。你接到的那个电话里，背景也有噪音吗，霍华德？”
　　“我记不起来了，”他说，“可能是那个开救护车的司机，说不定他是个神经病，不知怎么的发现了斯科蒂的事儿。不过，我一直和斯科蒂在一起呢。歇会儿吧，就像你本来想好的那样，洗个澡，七点来钟的时候回来，医生来的时候，咱们一起和他谈谈。亲爱的，都会好的。我就在这儿，周围到处都是医生护士，他们说他现在的状况很稳定。”
　　“我怕死了。”她说。
　　她放水，脱了衣服，钻进浴缸，没花时间洗头发，就匆匆忙忙出来擦干了身子。换上干净的内衣，毛料休闲裤，和一件毛衣外套，走进客厅。狗抬起头看着她，尾巴重重地敲了一下地面。她出来上车的时候，外面已经开始亮起来。
　　她把车开进医院的停车场，找了一个靠近前门的空位。她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该为孩子的遭遇负责。她的思路游移到那个黑人家庭上，她还记得他们姓弗兰克林，还记得那张被汉堡包包装纸覆盖的桌子，还有那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一直抽着烟，盯着她看。
　　别要孩子。”安走进医院的前门时，对着自己脑子里回想起的那个女孩说，“为了上帝，千万别要。”
　　她同两个正要上岗的护士一起，坐电梯上到三楼。这已经是周三早晨，差几分钟七点。电梯门在三层滑开时，广播里正在播叫麦迪逊医生。护士走在安前面下来，转向与安不同的方向，继续起被安上电梯时打断了的谈话。安顺着走廊走到那个凹进去的小房间，就是那个黑人家庭等待的地方。他们已经走了，不过，椅子凌乱得就像是有人刚刚从它们上面跳下来一样。仍旧是同样的那些杯子和废纸乱七八糟地盖住桌面，烟灰缸里装满了烟屁股。
　　她停在护士站边上。一个护士站在柜台后面，一边梳头，一边打哈欠。
　　“昨晚，这儿有一个黑人男孩做手术，”安问，“叫弗兰克林。他的家人就坐在那个候诊室里。我想问问他的情况怎么样了。”
　　护士坐在柜台后面的桌子旁边，读一个表格。她抬起头，电话响了，她拿起话筒，但眼睛一直盯着安。
　　“他去世了。”护士一边拿着梳子，一边盯着她说，“你是他们家的朋友？”
　　“我昨晚碰到这家人的，”安回答，“我自己的儿子也在医院里。我猜他是在休克中。我们也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毛病。我只不过是好奇弗兰克林怎么样了，没别的。谢谢。”
　　她走过走廊。昨晚，安没有注意电梯的门。现在，她发现电梯门和墙壁是同一个颜色。门滑动开，一个憔悴的秃顶男人，穿着白裤子和白帆布鞋，从里面拉出来一台沉重的手推车。那个人把手推车推到走廊里，停在离电梯最近的房间门口，查一个笔记板。然后弯腰，从推车里抽出一个托盘。他轻轻敲了门，走了进去。安从手推车旁经过时，能闻见温吞吞的食物散发出讨厌的气味。她疾步穿过走廊，没有去看两旁的护士，推开了自己孩子病房的门。
　　霍华德正背着手，站在窗旁。安进屋的时候，他转过身。
　　“他怎么样了？”她问着，走到床边上，钱包扔在床头柜旁的地板上，感觉好像自己已经离开了很久。她摸着孩子的脸颊问，“霍华德？”
　　“弗朗西斯医生刚刚来过，”霍华德说。安仔细地看着他，觉得他的肩膀稍稍地向里收拢起来。
　　“我以为他得到今儿早晨八点才来呢。”她立刻说。
　　“还有一个医生和他一块儿来的。一个神经科的医生。”
　　“神经科医生？”她说。
　　霍华德点点头。她能看出来，他的肩膀正在抽缩着。“他们说什么，霍华德？天哪，他们怎么说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说他们要带他下去，再做一些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