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刘光第和那桐：晚清京官一穷一富的两个极端代表

九园消寒九集，到福全馆晚饭，谈崇文门公事，同和楼晚饭，赴九九园之约……名目繁多，经常子初、子正才归。[30]除了日常锦衣玉食，“那家爱听戏，经常一唱就是一整天，甚或连唱几天。”[31]那家花园经常举办各种演出，京戏名角大都是那家的常客。

在晚清时代，能不能玩得起“西洋玩意儿”是一个家庭是否有实力的重要标志。1897年，有一次赴天津旅游之后，那桐迷恋上了西洋事物，从那一年起，“那家隔三岔五吃西餐，买洋货。……坐汽车、安电话，甚至买汽车，反正什么东西时髦，那家便很快拥有”[32]。

那桐日常应酬手笔也很大。日记记载，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九日，“熙大人宅”有喜事，他出份子二百两白银。[33]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升为“正部级”后，到各处拜谢老师，送给荣禄银一千两，其他送崇绮等十一人，从四十两至一百两不等。[34]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庆亲王女儿结婚，他送“大裁江绸二套，九件荷包二匣，宴席二桌，绍酒二坛，茶叶百斤，羊烛百斤，喜分百金”[35]。日记中经常可见他借钱给别人，比如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六日，伦贝子借去一千两京松银。[36]

四

那桐的生活水平如此之高，有三方面因素。第一是那桐的特殊出身。那桐出身内务府，家底本来就很厚。

第二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那桐一生工作多与经济收支有关，且多次署肥缺。

中举之前，那桐因为精明能干，就经常被派一些临时性职务，比如“充户部恭办（皇帝）大婚典礼处派办司员”“充恭办（皇帝）万寿庆典总办”[37]。虽然都是临时充任，但这些皇家庆典，例来开支浩大，承办人员扯虎皮做大旗，可钻的空子极多，甚至修办光绪朝《大清会典》这类看起来没什么油水的工程，也有很大闪展腾挪空间。光绪二十五年，那桐任《大清会典》馆提调官，事毕将工程用剩下的六万两白银交还朝廷，得到慈禧太后的专旨表彰，说他“奉公洁己，办事认真”[38]。这件“小事”能引起最高层的注意，说明这六万两如果想办法分掉，才更符合那时官场之惯例。

那桐长期担任户部的职务。户部的职掌均与经济财政相关，户部官员的公开收入名正言顺地高于其他部门：“各部之中，以户部为较优。”[39]那桐长期任职户部，到底获得多少收入未见记载，不过他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至十九年（1893年）在钱法堂当差，做到主事。光绪十一年起在捐纳房当差，光绪十八年（1892年）任总办，直至光绪二十四年。这几个地方都是极有油水的所在。此外，他还在贵州司掌过印。那桐为人并不在意清节，反而是贪名久著，正如摄政王载沣的胞弟载涛在回忆录中说那桐“平日贪得无厌”，“只认得钱”，“亦是著名的大贪污者”[40]，所以在户部期间，他的收入应该就已经不菲。

那桐还出任过一些著名的肥缺。

第一个肥缺就是“户部银库郎中”，“佩带银库印钥”。户部银库是收贮各地送到京师的赋税饷银之所。

众所周知，银库一直是清代财政中水最深的部门，那桐在这个正五品的职务上每年的养廉银五千两，除此之外到底有多少灰色收入，他在日记中当然不可能透露。不过在担任银库郎中后的第二年，他就开始在京城繁华地段经营当铺。《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八月廿四日记载：

余托孟丽堂价买北新桥北大街路东增裕当铺作为己产。……计占项一万二千余金，架本三万金，存项一万金，统计领去五万三千余金。[41]

时隔一年多，那桐再次购买当铺。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那桐在日记中写道：

余托孟丽堂价买灯市口北，东厂胡同口外，路东元丰当作为己产，改字号曰“增长”。总管为孟丽堂，……价本市平松江银三万两，占项市松一万七千两，存项京松二万五千两，统计市松七万二千余金。[42]

这两笔高达十二万余两的巨额投资显然不是他的公开收入所能承担的。事实上，分析那桐的升迁之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银库郎中一职是他宦途升腾的关键点，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中低级京官，在此之后仅仅一两年间就跻身高级京官，之后更是飞黄腾达成了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

那桐做过的另一类肥缺是“派充左翼税务委员”“浱充崇文门正监督”等税收官员。这也是著名的肥缺。

清代税关官员都是肥缺，崇文门税关更是肥中之肥。崇文门税关处于万方辐辏的京师，商贾往来频繁，征税总额巨大，此关的税务官员和胥吏很容易暴富。[43]清代巨贪和珅之发家致富，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担任崇文门监督所获的收入。那桐担任这些职务的具体收入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一生行迹来看，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洁身自好。

除去以上两个因素，那桐个人的理财水平也是一个关键因素。那桐极具经济头脑，擅长理财，这也许与他长年在北档房、户部工作不无关系。他办事经常习惯性地核算成本，比如光绪十六年（1890年），第一次随两宫赴东陵谒陵，来回十余天，回来他算了一笔账，“此次一役除户部应领津贴银四十两，尚须赔数十金”[44]。他热衷于从事各种经营活动。比如，他经营商铺、置田产、地产，买房产，出租房屋，把自家的经济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资产积聚相当迅速。

那桐的经营活动中，获利最丰的当属当铺。清代皇族和大员热衷于典当业，这是因为开当铺税收少，获利丰厚。据夏仁虎记载：“质铺九城凡百余家，取息率在二分以上。”[45]

那桐生活优裕奢华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他的性格因素。与晚清大部分满族官员一样，那桐虽然是“能员”，但他的“能力”仅限于操办具体事务，对朝廷大政，国家兴衰，他从没表现出什么独到的政治见解或思想主张。圆融、开朗、外向和精明使他很善于构建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在国家艰难之际仍然全力经营自己的“幸福生活”。从《那桐日记》看，他每年春节登门拜年往还的数字相当惊人。光绪十六年，那桐34岁，身为中级京官，当年正月初一至十五，他登门所拜的人家约计260家，第二年春节期间，拜年约330余家。官至一品后，前往各府拜会的数量略有减少，但来访的客人却明显增加，成为重臣的1904—1911年，那家每年过年更是门庭若市。这自然也预示着他的灰色收入的来源越来越广：除去附加效应不提，最直观的收入是每个登门者所携的节礼。那桐日记中记载的“持贽”者中所持最高的为“千金”。[46]

所以，虽然国难重重，但那桐因经济实力雄厚，人际关系广泛，性格开朗乐观，在晚清社会政治灰暗沉郁的大背景下，他的生活却是一派阳光、热闹和快活。看《那桐日记》九十万言中，最频繁的记载是家居生活、饮宴应酬、礼尚往来的繁忙和享受。不论年岁如何，每逢年节，那家肯定会举办各种频繁奢华的饮宴聚会。甚至国难临头之际，遇到红白喜事也从未草率行事，各种喜分、奠分一丝不苟。孙燕京在《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中写道：

1890—1925年间，那家的娱乐活动多得不可胜计。如果外

出听戏（包括入宫听戏）、看花灯……出游不计算在内的话，那桐及家人最钟爱的文娱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