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刘光第和那桐：晚清京官一穷一富的两个极端代表

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京官的生活水平自然不尽相同。虽然明清两代的京官通常都很穷，但并不是说所有京官都生活在困窘之中。京官之中，也有少部分人身处巨富阶层，这些人一般分两类。一类是立身不谨的重臣、权臣，因为掌握的资源广而巨，夤缘攀附者门庭若市，所以营私肥己的空间很大。另一类是“肥缺”官员。京官中有些职务，表面不显山露水，但“实惠”却非常之巨。

一

如果要数清代历史上最穷的京官，刘光第应该可以上榜。

我们知道刘光第，一般都因为他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因为参与百日维新，被杀害于菜市口，同时他也有诗名，是清末维新派的著名爱国诗人。但是对于他的经济状况，很少有人注意。

刘光第是四川人，光绪九年（1883年）高中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时年不过二十五岁，在当时可谓是少年得志。但是奇怪的是，中了进士之后，他却一直没有到北京去当官。为什么呢？因为家里太穷，他拿不出到北京当官的本钱。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就是中进士五年后，他获得了亲戚的一笔资助，才得以起程奔赴北京。他在北京做了十年京官，在京官生涯的最后几个月，刘光第才因参与戊戌变法达到仕途的顶点：1898年9月5日被授予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但是这个辉煌持续时间十分短暂，到了9月28日他就因变法失败被杀害。

刘光第的整个京官生活都穷得一塌糊涂。一般京官都住在城里，上下班方便，他却住在郊外，因为他付不起城内的高昂房租，所以他在北京南西门外找到一座废弃的菜园子，当中有几间旧房，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当然，史书说得很客气，说他之所以住在这里，是因为北京城里尘土飞扬：“君恶京师尘嚣，于南西门外僦废圃，有茅屋数间，篱落环焉，躬耕课子。二三友人过访，则沽白酒，煮芋麦饷客。”[1]

刘光第一大家子人的生活水平很低。清代京官的收入中，有一项实物补贴，叫“禄米”，就是大米。但是大部分时候，京官领到手的禄米质量都非常低劣，根本无法食用。因为管理粮仓的官员往往会把好米私下卖掉，然后把劣米偷偷运进仓充数。在发放俸米时，粮仓官员会“先将霉烂之米充放”，虽“间有好米，亦多掺和灰土”。因此，一品大员可能会领到点好米，中下级官员领到的基本都是放了好几年的陈化老米。这些老米“多不能食”[2]。一般人领出来都会低价卖掉，买的人一般用作牲畜饲料。只有刘光第一家，领到之后是自己吃掉的。刘光第在书信中说：“幸兄斋中人俱能善吃老米。”[3]“幸兄宅中大小人口均能打粗，或时买包谷、小米面及番薯贴米而食……”[4]因为一直处于艰难之中，所以大人小孩都很能吃苦。

这一家人穿得也十分破旧。刘光第唯一一件体面的衣服，一穿就是十年，“一布袍服，十年不易”，“笔墨书卷外无长物”“除着礼服外，平日周身衣履无一丝罗”。其夫人则“帐被贫窭”，被子蚊帐千疮百孔，看起来根本不像一位官员夫人，而像是一位城市贫民。他的几个儿女则更是“敝衣破裤，若乞人子”[5]，像是要饭叫花子。因为住在城外，所以上班路程很远，“从寓至署，回转二十里”，因为无钱坐车，所以平时“均步行，惟雨天路太烂时偶一坐车”[6]。每天步行十公里，倒是非常锻炼身体。

刘光第避居城外，除了无力支付城内高昂房租，还有一个原因，这样可以避免频繁的应酬往还，换句话说，就是可以少随点份子。别人家都是三天两头请客吃饭，只有他们一家人很少出门交游，他老婆在北京待了十一年，没出过一次门：“寻常宴会酒食，亦多不至。其夫人自入都至归，凡十一年，未尝一出门与乡人眷属答拜。宅中惟一老仆守门，凡炊爨洒扫，皆夫人率子女躬其任。其境遇困苦，为人所不堪，君处之怡然。”[7]

综合以上情况，刘光第的生活比北京普通市民强不了太多，自然应该被归为京官中最贫困的一类。他的生活之所以如此穷困，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是收入低微。晚清太平天国战争兴起，为了弥补军费不足，朝廷不得不卖官筹钱，结果官多职少。所以刘光第到京之后，一直以候补的身份工作。按清代官制，刘光第正途候补的京官只有正俸，他所任主事为六品官，国家正俸为六十两，此外还有六十斛禄米。但是因为财政困难，正俸又经常折扣发放，刘光第在家书中曾说自己的“俸银五十余金”[8]。除此之外，晚清捐官兴起后，官员每年给老乡做保人，可以获印结银收入约一百五十两，加上五十两俸银，刘光第每年全部收入为二百两左右。但是在北京拖家带口生活，一个官员每年至少需要六百两，所以正常情况下，他每年的赤字要在四百两左右。

第二是刘光第出身非常贫寒。

京官生活水平如何与家庭背景有关。有些收入低微的京官在北京也能过上安定优越的生活，因为其家族在背后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比如翁同龢状元及第后授翰林院修撰，每年工资收入不过一百多两，但是他的生活从来没有遇到什么窘迫。因为翁氏一族在北京仕宦多年，他的父亲翁心存时任体仁阁大学士，家资丰厚。

而刘光第则出生于贫穷的农民兼小商人家庭。读《刘光第集》可知，他的祖父冬天连棉袄都穿不起，成天赖在邻居家的铁炉边不肯走，熏得脸面漆黑，亲戚来了都不认识：“隆冬犹衣败絮，寒不可支，则竟日负邻家铁炉坐不去。面目黧黑，亲故至不可辨识。”[9]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家境也没什么好转，全家人两三个月才能吃一次肉，一次也不过几两：“家经变故多，支用绌，入不敷出，食常不买生菜。两三月一肉，不过数两。中厨炭不续，则弟妹拾邻舍木店残杈剩屑以炊。”[10]

刘光第被钦点刑部主事，因家境贫寒不能支持京官生活的浩大费用，没有进京。后来，他的一位族叔，自贡盐场绅商刘举臣主动提出每年资助他二百两银子。富顺县令陈锡鬯一度“亦年助百两”[11]。这样，刘光第才在母丧服阕后进京为官。因为自己的花费全靠他人捐助，欠着巨额人情债，刘光第自然能省即省，不敢大手大脚。

二

刘光第其实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也不怎么掩饰自己对仕途的热衷，到北京之后，很想赶快升官。盖因他之读书，是全家人节衣缩食供出来的，母亲甚至“卖屋而买书”[12]，供他读书。所以全家人发达之愿望，皆在他一身。

到刑部上班后，他工作十分勤奋。一般人一个月到衙门上二十天班就已经算非常勤奋的了，他每个月出勤可达二十八九天。《年谱简编》载：“销假就职后到署甚勤，每月必到二十八九次。”[13]在致刘举臣的信中，他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这样勤奋：“主稿等均劝勤上衙门，一月得二十天都好，如能多上，便见勤敏。”[14]如此勤敏，大家都说他过不了几年就能升官，“同乡皆言，如此当法，数年后，必定当红了”。大家如此鼓励，他对自己的仕途也很有信心，认为像自己这样拼命做官，不难飞黄腾达。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在家信中说：

故就兄一人一身而论，尽可无虑，十数年间，一帆风顺，便可出头。

虽然如此说，事实是，十年之间，他却始终在候补主事一职上不能迁转。原因一方面是晚清仕途过于拥挤，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