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另一方面，曾国藩又和光同尘，有意识地不想让大家知道他是一个清官。因此我将他定义为“非典型类清官”。只要清官之实，不要清官之名。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
一
我们前面介绍了曾国藩京官时期的经济收入。一个人之所以在北京苦熬、苦挣，做这个京官，目的就是将来能有机会外放做地方官，京官很穷，但一旦做了地方官，马上就会变富。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做了地方官，就掌握了地方上财政税收的大权。而且清代财政没有严格的审计制度，地方官在税收上弹性非常大，国家规定你一亩地收一两，你可以收到一两半，甚至二两，所以要想获得一些灰色收入易如反掌。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
两江包括今天的江苏、江西、安徽，总督既管民政，也管军队，所以清代的一个两江总督，相当于今天的三个省的省长加上大军区司令的权力。
如此重要的人物，年收入是多少呢？
正如大清王朝的许多事情一样，两江总督的年收入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如果说基础工资，或者叫法定工资，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大清帝国的总督，年收入只有区区一百五十五两。如果大致以一两兑换二百元人民币计算，大约为人民币三万一千元，合成月薪约为二千五百八十元。
当然，和今天的工资制度一样，这一百五十五两只是工资条上的基本工资。今天形容贪官有句话，叫“老婆基本不用，工资基本不动”，清代就是这样。因为从雍正时期起，皇帝又特批给督抚一笔重大补贴，叫“养廉银”。两江总督养廉银为一万八千两。
只此一项，比起曾国藩的穷京官时代，已经是翻天覆地，不可同日而语了。
然而事实上，养廉银仍然不是两江总督收入中的大头。大头是什么呢？是陋规，或者说灰色收入。清代总督和巡抚级别的官员，平均每年要收的陋规也就是灰色收入，是十八万两，合人民币三千六百万元。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曾国藩差不多能排进大清帝国的富豪榜了。
那么，成了富豪，曾国藩的生活水平是不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确实是有变化，但是呢，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差了。别人眼中的富豪曾国藩活得像穷人一样。
我们先来看穿着。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1]
也就是说，曾国藩穿着一件料子非常普通的衣服，而且帽子和鞋子都很破旧。
这一记载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同治二年（1863年），帮助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洋枪队首领、英国人戈登在安庆跟曾国藩见了一面。戈登的秘书写了本回忆录，他在回忆录中说，他惊讶地发现“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2]就是吃饭时候不小心，上面落了些汤汤水水。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曾国藩在北京时候，经济那么困难，却穿得非常讲究，当了总督之后，手里有钱了，却穿得这么破旧呢？这是因为，曾国藩本人对穿着并没有什么要求，在北京穿得好，是因为他经常要见自己的上级。到了两江之后，他就是最大的官员，每天面对的都是自己的下属，所以，穿衣服就越来越简单。岂止简单，有时候简直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
不光自己的生活很简单，他对家里人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曾国藩当了总督之后，就把家里人都接到总督府和他一起生活，一大家子几十口人，只有两个女仆。一个是老太太，一个是小女孩，干不了太多的活。人手不够，怎么办呢？曾国藩要求曾家的女人们，每个人都要参与体力劳动，还给她们制定了一个“功课表”，要求她们每天从早上睁开眼睛就开始干活，一直忙到晚上。
曾国藩给她们制定的工作日程表，今天还保留在曾国藩孙女的回忆录中，内容如下：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之类，这是食事。
上午，纺棉花织布，这是衣事。
中饭后，要刺绣、绣花，这是细工。晚上，要做鞋子，这是粗工。[3]
那么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到缝衣做鞋，这些活都是总督侯爵曾国藩家的女眷亲力亲为的。她们从早上睁开眼睛，直到晚上睡觉，基本上不得休息。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点上蜡烛，在大堂的一边批阅公事，全家长幼女眷都在另一边的麻油灯下做鞋织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幅动人画面。
曾国藩生活得如此清苦，那么，我们说的那十八万两白银，都去了哪儿呢？
其实，这陋规中的大部分，曾国藩都没收。
过去官场上的陋规，很大一个内容就是所谓的“三节两寿”的节礼。也就是过年过节、官长生日，下属都要给上级送礼，主要是送钱。
但是曾国藩规定，凡是送钱的，一律不要。这就相当于拒收了大部分陋规。
当然，除了送钱，还有人送礼品。对于礼品，曾国藩没有全部拒收。
既然成为地方高官，如何处理礼品，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你身在官场，一点礼不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礼物不只代表着金钱，也代表着感情，片礼不收，不利于曾国藩与下属及朋友的情感交流。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曾国藩也会收礼。不过他收礼很有特点。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湘军名将鲍超亲自来到安庆给曾国藩贺寿。鲍超是一个粗人，大字不识几个，性格很豪迈，同时他也很有钱，其他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鲍超却不管这一套，一共带来十六大包礼物，其中许多是珍贵的珠宝古玩之类。曾国藩一看，很高兴，说你打开，我都看一看。鲍超把礼物打开，曾国藩细看了一遍，然后挑了一顶绣花小帽收下，说这顶帽子我很喜欢，其他的，你都带回去。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载：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4]
鲍超知道曾国藩说一不二，也无可奈何，只好又把这十六大包东西带回去了。
我们从史料上判断，曾国藩还收过美籍华人容闳“报效”的礼物。
容闳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他是中国第一个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人，学成之后回国，和曾国藩一起办洋务。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藩派他到美国采购机器。买来机器后，他到曾国藩家汇报工作。此时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曾国藩知道，按中国官场惯例，容闳一定会带些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所谓的“肥缺”。所以曾国藩特意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即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5]
就是说，容闳送的东西，如果价值不超过二十两白银，那么可以收下，要是超过了，就退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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