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高贵的穷人：荒诞制度下的官员真实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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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的三个途径，还有一些京官弥补赤字有一个比较大的来源渠道，就是给地方官在北京办事，谋取一些灰色收入。因为京官虽然收入不多，但很多部门手里有权，可以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所以很多地方官愿意结交京官，让他们在北京为自己探路。这些京官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巨额的灰色收入。但在曾国藩的资料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笔这样的记载。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有灰色收入，曾国藩却不这样做呢？

因为曾国藩已经发誓要“学做圣人”了。三十岁这一年，曾国藩正式到北京做官。北京是个人文荟萃之地，他在这里交了很多朋友，从这些朋友身上，他发现了一种新的风范、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气质，跟他在湖南乡下所结交的那些读书人大不一样。所以三十岁这一年，在曾国藩的生命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他开始专心研究理学。理学学说认为“人皆可以成为圣贤”，就是说，再普通的人也可以通过刻苦的心性修炼，成为道德上的完人，就是圣人。所以曾国藩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只能有一个选择，或者做一个浑浑噩噩的人，或者做一个圣人，没有中间道路可选。

成为一个道德上的完人，体现在经济生活上就是不谋求任何经济收入。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在有关曾国藩的数据文件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但困窘的生活确实使理学家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为利心所扰，并导致不断地进行自我批评。在京官时期，曾国藩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但是，做一个清官其实是很痛苦的，由于经济压力如此之大。在曾国藩的日记中，我发现了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那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初十的一段日记，他说，“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也就是说，白天跟人出去吃饭，一个朋友在酒桌上聊起来，昨天有人送了我一笔别敬，数目很大，曾国藩当时就很羡慕。又想起昨天晚上自己做梦，梦见有一个朋友发财，发了几十两银子的财，他在梦中就羡慕得不得了。他反省这两点，觉得自己实在是太下流了，好利之心在梦中都不能忘，可见已经卑鄙下流到了什么程度。

还有一条日记也很有意思，在这一年的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一至于此！”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回想起来这段时间随朋友的份子都很周到，谁通知我，我都去，而且随的钱都很多。我为什么这么做呢？今天我想明白了，过几天我祖父的生日到了，我准备在北京摆几桌，通过祖父的生日收一点贺礼，渡过目前的财政危机。想想自己是一个堂堂的京官，一个要发誓做圣人的人，居然打这么一点小算盘，实在是太要不得，在日记当中痛骂自己。通过这两则日记的记载，我认为并不能说明曾国藩这个人本性是多么的卑污、多么的贪财，只能说明清代的财政制度是多么不合理。在这种财政制度下，惩罚的是清廉之员，鼓励的是贪官。

曾国藩进京为官前，他那富有远见的老祖父就对家里人说：“宽一（曾国藩的乳名）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16]这句话一方面说明老人深明大义，不愿以家累拖累曾国藩仕途上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翰林之穷是普及到了穷乡僻壤的常识。

八

曾国藩在京官时期升迁非常迅速。曾国藩自己在家书中有一句话，说自己是“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就是说，曾国藩在十年之内，升了七次官，品级由从七品，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副处级，升到正二品，相当于今天的副部级。在当时，曾国藩这个升官速度也是创了纪录的。

做初级、低级京官时曾国藩很穷，做了副部级高官之后，他的经济状况如何呢？仍然非常窘迫。

清代侍郎级高官，年俸一百五十五两。加以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一共可达六百二十两，此外，还有一些公开的灰色收入。咸丰初年，曾国藩兼属礼、吏、兵、刑、工五部侍郎，在好几个部领津贴，收入应该更高。但是随着交往等级的提高，开支也随之增加。比如交通费一年就要四百两，所以清代的侍郎仍是一介穷京官。

不仅侍郎是穷官，其实清代连尚书的生活也算不上特别富裕。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陈宏谋由地方上内调，任吏部尚书，晋太子太保衔。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三月十八日，他写家信诉苦说：

太宰（吏部尚书之别称——作者注）每年饭银约一千二三百两，今停捐之后，饭银减少，每年不及千两，入不敷出，又无来路，不得不事事省减。“以俭养廉”，今日之谓也！决不肯到处告穷，向旧属借索，有损晚年志操，重负“宁仅苦节称”（乾隆赐诗中句——作者注）之圣训也。[17]

此封家书中他还提到：

每年九卿及各京官俱蒙圣恩，许买官参一票，吾得买二斤。从前诸公无银兑库，将票卖与商人自领，可净得银四百余两不等。今年人参壅滞，止卖得银二百两上下。但吾尚须自己吃用，只得设法兑票领出，酌留自用，余者设法卖去。

堂堂尚书需要将皇帝赐予的特权人参卖掉来补贴生活，可见生活迫窘，并非虚言。

这是乾隆中期的事情，到晚清，情况也大致相似。《春明梦录》的作者何刚德的座师孙诒经就曾做过光绪年间的户部侍郎，兼管三库，在副部级官员中是最“肥”的差事。有一次，孙氏说家里有好菜，留何吃饭。何氏兴冲冲坐到席上一看，六个碗里不过是些寻常的炖肉和炒菜而已。还有一次留何吃饭，“乃以剩饭炒鸡蛋相饷”。何刚德不禁感慨地说：“户部堂官，场面算是阔绰，而家食不过如此，师之俭德，可以愧当时之以八十金食一碗鱼翅者矣。”孙诒经在光绪七年（1881年）调户部，光绪十六年（1890年）卒，未赶上户部大卖实官的高潮期，加上他以清廉自持，故手头显得很紧。

曾国藩也是这样，在升任侍郎后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七月十五日，他在家书中提到：“今年我在京用度较大，借账不少。”咸丰元年（1851年）九月初五日，他更是说，“但京寓近极艰窘”。

曾国藩任职京官后，从未回过家乡。他在“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对弟弟说：“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则弟书信与我，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我立即回家。”虽然说了几次，但一直没有行动，可见有不得已的苦衷，那就是筹不起路费，无法回家。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帐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做了堂堂副部长，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费，不知今日读者读了这段资料会有何感想。

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终于得到了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他兴冲冲地逃离这个让他失望而厌恶的京城，准备从此引退归山。不料，刚走到安徽太和县，就接到了母亲去世的讣闻，他当即换装回乡奔丧，至此正式结束了他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