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高贵的穷人：荒诞制度下的官员真实生存状态

人来巴结范进；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干脆投身为仆，给他做仆役。不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全了。周进中举后也是一样，“回到汶上县，拜县父母、学师。典史拿晚生帖子上门来贺。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

曾国藩家里的情况和范进家非常相似。作为新科进士翰林公，曾国藩前途实在不可限量。混得最不济也是个知县，那要是混得好的，部堂总督大学士也都在意料之中。所以捷报传出，前来攀附者立刻络绎不绝。在曾国藩点翰林之前，曾家尽力巴结，也不过能认识衙门里的几个衙役。点了翰林之后，湘乡县令马上坐着八抬大轿前来曾家拜访，和曾国藩的弟弟们称兄道弟，把手言欢，又把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称为“老太爷”，曾麟书心里那是非常得意。

刚中进士，虽然没什么工资收入，但是曾国藩社会地位提升，使得老曾家有了几条收入渠道：第一是接受馈赠，收受贺礼；第二是借钱，大家都乐意借钱给他家；第三则是作为士绅调解民间的纠纷，也可以获得报酬。

先讲第一条。

点了翰林之后，曾国藩请假回家，衣锦还乡，在老家待了一年。这一年他没闲着。干什么呢？到湖南各地去拜客，通过收人家的贺礼，为将来进京当官筹集“资本”。

为什么拜客能筹到钱呢？因为新科进士主动登门拜访，那么一般人家都得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时还得送上几两银子做贺礼。一家送几两，走的人家多了，积少成多，就有钱了。

所以从道光十八年年底回到湖南老家，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一月离家进京，曾国藩在老家一共待了二百九十六天，这期间，他花了一百九十八天来拜客。也就是说，回家这一年，他十分之七的时间都用于拜客了。

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曾国藩正式开始拜客。出了位新科进士翰林公，自然是方圆百十里内的轰动性事件，对这只崭新的潜力股，大家表现出极大的投资热情。曾国藩每到一地都受到隆重欢迎，不但摆酒款待（常有海参席、鱼翅席），有的还请戏班前来助兴（如四月十一日日记载，“是日唱剧，客甚多”），临走时都会给一笔钱。

他到的第一家是岳父欧阳家。岳父在欧阳宗祠大开筵宴，请客八席。在《湘乡曾氏文献》中，有一本曾国藩亲笔所记的“流水账簿”，专门记载他这一段拜客收入。从中我们可以查到，岳父送给他大钱十二贯零八百文，相当于八两白银。[13]

除了拜自己的亲戚朋友，曾国藩最重要的拜访对象是各地的官员。为什么？因为官员都有钱。说不好听的，这就是赤裸裸的“打秋风”了，然而官员一般来讲都心甘情愿送曾国藩钱，因为彼此都是官场中人，而官场生存，最重要的就是关系网络。多个朋友多条路，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所以官员的赠送普遍比其他人要重一些。比如八月二十二日，他到武冈州城，知州杨超“请酒极丰，又送席”，又送银二十两。

除了亲戚、朋友、地方官员，曾国藩拜客还有一类对象很有意思，那就是湘乡人在其他县里所开店铺，凡是湘乡老乡开的店，不论当铺、纸行、布店还是杂货店，曾国藩一概拜到。这种拜访目的就是赤裸裸地敛财了。而这些小老板对这个新科大老爷自然不敢怠慢，多多少少都给点钱，有的还恭恭敬敬请他喝酒。因为在传统时代，商人社会地位低下，经营风险很多。结识一位翰林，自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曾国藩拜客拜得非常辛苦。他一共出去跑了四次，每次都要跑好几个县，一路风餐露宿，足迹遍布湖南湘乡、宁乡、衡阳、清泉、耒阳、永兴、邵阳、武冈、新化、安化等十多个县州。我在地图上画出他的拜访路线，一段一段加一起，算出他二百天之内跑了一千五百公里左右，也就是三千里左右，简直是个迷你版的长征。他一共拜了多少家呢？将近两千家。简直像一个化缘的和尚一家一家去收钱，真是不容易。那么四次拜客收入总共多少呢？收入还是不错的。在曾国藩留下的账本中，每一笔收入都有详细记载。我一笔笔加起来，细细算了笔账，最后的结果是，折算成白银，收入共为一千四百八十九两一钱二分。

嘉庆道光时期，物价水平很低。猪肉一斤多少钱？五六十文，就是五六十个大钱。鸭蛋一个二文，就是两个大钱。黄瓜每斤二文，葱每斤五文。至于一亩良田，只要三十多两银子。这样说来，曾国藩的拜客收入可以买五六十亩良田，或者四万斤猪肉。这笔钱不是小数。

但是有了这些钱，到北京当官可能仍然不够用。所以曾国藩还曾经主动向他人借钱，比如道光十九年四月，他在日记中记载：“向大启借钱为进京路费，大启已诺。”向他人借钱，这是他筹资的第二个渠道。

第三个渠道就是“干预地方公事”。

读过《曾国藩家书》的人都知道，曾国藩当官之后，在写给父亲和弟弟的信中经常要求他们洁身自好，不要结交官府，不要干预地方公事。其实这是他后来的认识，道光十九年，他自己就干预过好几回地方公事。

比如道光十九年二月，曾国藩的朋友朱尧阶典当别人的一处田地。典当到手，这块地的旧佃户却阻挠新佃户下地耕种。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进士身份就发挥作用了。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他“辰后（八点钟）带（彭简贤）上永丰分司处法禁（给以刑法处罚）”[14]，带人将那个强悍不服的旧佃户抓送到了有关部门。

几天后，三月初五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又提到，朱尧阶写了两张状子，托他到县里告状。他当时就熟门熟路地告诉朱尧阶，说此刻县令正主持“县考”考试，不太方便，且等考试后再告。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新科进士曾国藩此时已经是地方上的重要角色，和官府关系很密切。此时的新科翰林年轻气盛，连父母官都已经不放在眼里。那年五月，曾氏家族和别的家族发生纠纷，“彼此殴伤”。他写信给县令宋某，托县令帮曾家说话，然而宋县令“亦未甚究”，没给他面子。于是新科进士曾国藩勃然大怒，“是夜又作书让（责备）宋公也”[15]，也就是写了封信，去骂宋县令。

曾国藩帮人打官司调解地方纠纷，并不是无偿的。一般来说会获得相当丰厚的酬谢。张仲礼先生说，做调解工作是许多乡绅的主要收入来源。我们大致估计，曾国藩调解这类案子，每次可获得几十两银子。

所以通过这三个渠道，曾国藩从家里带来了一笔巨款，让他能在北京立下脚跟。

七

除了从家里带钱，京官弥补赤字的第二个经济来源是冰敬和炭敬，就是地方官到北京办事的时候，都要给自己认识的京官每个人送上十两八两的银子，数目不多，冬天就让你拿这点钱买点炭，夏天就买点冰，消消暑，所以就叫炭敬、冰敬，这个严格来讲也是一笔灰色收入，但是在清代，这几乎是一个公开的规则。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的时候，曾国藩刚到北京当官，这一年他收了九次这方面的馈赠，加在一起是九十七两白银。

京官弥补赤字的第三个渠道就是借钱，北京的商人比较愿意借钱给京官，因为大家知道京官一旦发达了，还钱很容易。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家里带来的银子就花光了，借了五十两勉强过了这个年，我们看曾国藩之后的日记、账本上借银的数量逐年增长，最后达到了一千多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