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人去政息：养廉银改革的失败

安宁。这就是所谓的“舆情不协，国体有关”。

气势汹汹的反对把道光皇帝吓倒了。他本来就是一个没什么主意的人，现在一看大臣们异口同声说此事不可行，那显然是不可行的。所以他后来回忆说：“据汤金钊、陈官俊、汪廷珍先后陈奏，皆以此事为不可行，……朕心已悟此举之非矣。”等到地方大吏进京面陈，特别是孙玉庭的奏折，完全说服了他，让他感觉“所言尤为剀切详明。此事不但无益于民生，抑且有伤国体”。他出了一身冷汗，感觉非常后怕，因为自己差点捅了个政治大娄子，造成政治严重不稳定，幸亏有经验的大臣们救了他。“幸而内外臣工知其不可，而肯据实驳正，若皆缄默不言，听其舛误，其失可胜言乎！”

道光皇帝于是立刻收回成命，下令立即停止查办陋规。

当然，这个弯子转得太快，道光对自己当初的决定不能不有所解释。他下达上谕说，之所以犯这个错误，一是当时刚刚奉皇父灵柩从热河回到北京，心绪烦乱，一时糊涂；二是“朕初亲政事，于天下吏治民生未悉”，初临政事，对天下吏治民生情况不熟；三是看“英和平时本明白敢言，其言似为近理，朕一时审度不明而误听”。英和看起来又是一个精明之人，他当时说的似乎也有些道理，所以引导他犯了错误。这实际上是把主要责任推给了英和。

最后，他向全体大臣道歉，请求大家原谅：“我不是一个文过饰非的皇上，既然深知清查陋规之弊，自当改过迁善。”“朕不慎不敏，为君之难，诸臣亦当谅朕之心。”

你看，这个皇帝当得还是挺有风度的，而且，虽然主要责任推给了英和，但是他认为英和也是出自公心，所以不必严惩。仅命英和“毋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其余一切职务照旧。至于反对最有力的孙玉庭，道光认为他“直言无隐”，是一个“公忠体国”的大臣，下令表彰。

大清王朝统治者最后一次清查陋规的努力就此流产。

八

鸦片战争之后，国家步入危急存亡之秋，财政问题更加突出，但是清代末期的几个皇帝更是一蟹不如一蟹，他们解决财政问题的思路只剩下一条，就是扣减百官的俸禄和经费。特别是太平天国军兴，咸丰皇帝首先想到的“节源”之方就是给京官“减薪”。咸丰六年（1856年），为缓解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的财政收支不平衡，政府对京职文官俸禄减成支发：文职官员一二品酌给七成；三四品酌给八成；五品以下及七品之正印官，武职三品以上，酌给九成。甲午战争爆发，扣减又接踵而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京王公以下，满汉文武大小官员俸银并外省文武大小官员养廉，均按实支之数核扣三成，统归军需动用”。政府还采取钱钞代银等方式，变相降低京官俸禄。

如果能效法雍正的改革精神，后世皇帝本来可以有更大的作为。传统社会除了宋代，其他王朝大多数陷入了财政思维误区，皇帝只重视田赋，工商业税收却大量流失。在“崇本抑末”的思想指导下，即使在康乾盛世，皇帝对于日益发展的工商业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商业，特别是盐商等垄断商业获得的巨额利润一部分只是以陋规的形式进入官员的腰包，政府却要承受财政拮据。所以晚清统治者完全有机会可以彻底改革财政制度，变不完全财政为完全财政，增加财政收入，大幅增加财政支出中养廉和地方公费的预算。当然，这样做就要求他们打开国门，让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大潮，充分发展工商业，以提供足够的税源。

在世界大势发生急剧变化的大背景下，清朝统治者却更加因循守旧，更加抱残守缺。因此，我们可以说，养廉银改革的失败，不是因为高薪养廉思路的失败，而是大清后世统治者们缺乏雍正皇帝那样实事求是的政治作风和敢任艰巨的改革勇气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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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69—570页。

[2] 晏爱红：《清代官场透视：以乾隆朝陋规案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23页。

[3] 晏爱红：《清代官场透视：以乾隆朝陋规案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