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雍正皇帝的“高薪养廉”改革

一般来讲，新皇帝登基，为了争取臣下的支持，首先都会广施恩泽。特别是雍正在动荡中即位，面临着皇族的集体挑战，他上台后应该先给官僚阶层一笔大大的好处才对。然而，雍正却不屑于此。帝位认同的危机，丝毫没有影响雍正果断整顿吏治。

中国历史上很多著名的政治发明，其发明权其实都不属于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做的，往往只是明智地采纳，并且有效地推行。

一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突然驾崩于畅春园，皇四子胤禛出人意料地“夺”得了皇位。

满朝上下对这匹“皇位竞争赛”中的黑马都缺乏了解。各地官员都不知道这位新皇帝会烧什么样的“三把火”。

在动荡中即位的雍正，面临着重重危机。除了皇族的怀疑、兄弟们的不服、天下人的窃窃私语，他还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在老皇帝康熙晚年的宽纵之下，大清王朝已经乱象重重，再不治理整顿，早晚要出大事。

二

第一大危机是财政亏空。雍正皇帝即位之后，查了一下户部（财政部）的家底，看看他的口袋里还有多少钱。他惊讶地发现，大清帝国国库的存银不过才八百万两。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数字，因为如果突然发生一场中等规模以上的战争，就会耗光大清的全部家底（比如康熙晚年，准噶尔部入侵西藏，康熙皇帝派十四子大将军胤禵前往征讨，一次就花军费“数百万两”）。

按常理，康熙晚年大清王朝每年财政收入应该在三千多万两。户部的存银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还有五千万两，为什么到了雍正即位之时，国库里只有区区八百万两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康熙年间严重的财政亏空。各地本来应该上交到中央的银两大部分被各级官员挪用了。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吏科给事中崔致远上疏说：“（各地宣称）存贮数万者即亏空数万，存贮数十万者即亏空数十万。”[1]时任兵部右侍郎的李绂也在奏折中说：“臣去岁任都察院，查亏空揭帖，自康熙十八年至五十三年直省止亏空银八百余万两，米谷一百九十余万石。自五十四年至六十一年二月，直省乃亏空银九百一十三余万两，米谷二百四十二万石。”[2]如果把这道奏折中自康熙十八年至六十一年的亏空加在一起，仅亏空银两一项就达一千七百万两以上，加上亏空仓谷，总数当在两千万两左右。

第二大危机是官场的贪污腐败。康熙晚年，买官卖官已成常态，甚至连皇子都纷纷身陷贪腐之中。比如皇九子允禟曾经收受觉罗满丕三十万两白银，为他谋得了湖广总督一职。觉罗满丕上任之后，大肆贪污，导致他的辖地“督、抚、布、按七人，贪庸一辙”，也就是说七位地方高官全部贪腐，湖广吏治一塌糊涂。朝中大臣也大肆结党营私，大学士明珠把持内阁，随心指挥，各地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如有缺额，无不辗转贩卖。“当时士夫趋者如市，四方货赂辐辏私邸，珍异之积拟于天府。”[3]另一权臣索额图也是广树党羽，大肆贪赃，其家之富，“通国莫及”。

雍正帝即位之初，对各省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一级“封疆大吏”的总体判断是：“懈弛者十之八九，其中一尘不染者仅一二人而已”[4]。在这些地方大员的带领下，地方官员结成利益同盟，共同对付中央的监督和检查，导致中央政策在各地都得不到执行，火耗加派恶性发展。“每岁民间正项钱粮一两，有派至三两、四两、五六两以至十两……而于朝廷正供之外，辄加至三倍、四倍、五六倍以至十倍不止。”[5]

三

雍正皇帝的个性与其父康熙截然相反。一提起雍正，人们马上想到的是“严苛”“险刻”“抄家皇帝”等词语。确实，康熙皇帝崇尚宽仁，对臣下不法经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雍正却是出了名的“精明严刻”，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他不能容忍他所看到的任何贪渎行为，必将犯官严惩而后快。雍正皇帝也并不回避自己的“苛刻”之名，甚至以此为荣。他曾经说：“其实心任事，整饬官民，不避嫌怨，因而遂不满众人之意，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6]“精明严刻，此四字即自相矛盾。既云精明，则所惩治者必当其罪，安得又有严刻之诮？”[7]

康熙皇帝好名，喜欢在百官面前“买好”。雍正却不屑于此。他公开表示绝不会谨让退缩，“以取庸主之名”。他深刻认识到，正是父亲喜欢“宽大之名”，才导致“人心玩偈已久，百弊丛生”，因此即位后，他不惮以严酷手段，诛除异己，厉行整顿。他公开说，他不怕死后身负骂名：“至于众口之褒贬，后世之是非，朕不问也。”[8]

康熙中年以后，追求稳定，在地方上好用“安静不生事”的庸官、巧宦。雍正却最为反感这种“好好先生”。他说：“柔善沽誉以为和平安静，此风乃国家之大害，实奸诈小人之存心，非忠良大器之行事。”“夫为大臣者，……谓化有事为无事，化大事为小事，以博宽厚之名，其为害于人心风俗者不浅。且摘发奸弊，惩一儆百，乃整饬官方之要道，岂得谓之多事？岂得谓之苛刻？岂得谓之琐碎？”[9]“若一味好好先生，姑容玩法以邀誉，诸务废弛，贻害国家。”他爱起用那些积极有为，甚至是刚猛严苛的官员。

可见这对父子在性格作风上，几乎处处针锋相对，完全不同。

四

另一个很重要的不同是雍正比康熙更为洞悉下情。

雍正登基之后，曾经把自己和康熙做了一个比较，说他事事不及乃父，“唯有洞悉下情之处”，比乃父高明。确实，康熙八岁即位，深居九重。虽然天亶聪明，然自古天子所居的，都是极易受人蒙蔽的地位，没几个人敢对皇帝说真话。正如戴逸先生所说：“新皇帝……置身于变幻莫测的官僚政治的旋涡中。周围充满着欢呼和赞美，欺骗和谣言，摇尾作态的献媚乞恩，诚惶诚恐的畏惧战栗。”[10]为什么会这样呢？雍正皇帝曾经亲自现身说法，说这是因为大家在皇帝面前说话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大小臣工方欲自行其私，又孰肯敷陈其弊”，就连他自己都没对老皇帝说过几句真话：“在朕居子臣之位，定省承欢，又有不便陈言之处。以朕为皇考之爱子尚不能言，则皇考果何从而知之乎？”[11]

在中国历史上，除开国之君外，那些能大有作为的君主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曾经深入民间社会，“洞悉下情”，对社会实情有深入透彻的了解。比如创造了汉代“汉宣中兴”的汉宣帝，小时候曾经进过监狱，十七岁才被霍光从民间迎入宫中，深知当时民间疾苦和吏治得失。明孝宗的童年也非常不幸，生下来差点被皇后溺死，幸被好心人藏起，吃百家饭长大，所以他即位后才能励精图治，有针对性地施政，创造了明代的“弘治中兴”。

雍正皇帝也是这样。他曾经居于藩邸四十余年，在康熙朝的储位斗争中饱经风波之险，对天下利病、世事人心有着深入的认识。他说：“朕事事不及皇考。惟有洞悉下情之处，则朕得之于亲身阅历。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之习，皆深之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12]

因为洞悉下情，所以雍正施政比康熙更现实、更理性。清代帝王原本一贯强调务实，比如皇太极曾说：“凡事莫贵于务实。”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