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康熙：“最宽仁”皇帝制造“最畸形”财政制度

专制集权制度的特点是自私且短视。经过多年的财政集权，中央官员享受到了财政集中的好处，不愿意再把已经到手的财权拱手送交地方。

康熙皇帝最大的错误是在他漫长的统治期内，将一项极不合理的财政安排固化，形成了制度。如果我们承认清代的腐败是一种制度性腐败的话，那么导致腐败的制度安排，主要是在“千古明君”康熙任内完成的。

一

清代的陋规体系是在康熙一朝发展成熟的。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个人魅力的君主之一。晚清名臣曾国藩和郭嵩焘的日记中，都有梦到圣祖的记载[1]。这一方面说明在晚清国势陵夷之际，朝臣潜意识中盼望再出现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另一方面也可见康熙皇帝在汉族士大夫心目中有着不同于其他清代帝王的独特地位。

为什么康熙皇帝如此受后世臣民的景仰呢？

因为他除了治国雄才，还有突出的人格魅力。

康熙也许是中国古代情商最高的一位皇帝，至少可以和李世民并列。他天性善良，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所以康熙朝的君臣关系处理得非常有人情味儿。

康熙二十年（1681年），皇帝按惯例宴请大臣。“大宴群臣”，这个场面从字面上看起来很欢乐，实际上，气氛往往是一片肃杀，因为大臣们在皇帝面前当然都战战兢兢，生怕失仪，饭吃得没滋没味。康熙考虑到这一点，开席前决定自己不参加此次宴会，并传旨大臣们不必拘束，每个人都要多喝一点：“今日宴集诸臣，本当在朕前赐宴，因人众，恐恩泽未能周遍，故不亲莅。诸臣可畅饮极欢，毋拘谈笑，以副朕意。”结果，当天大臣们果然都喝醉了，“酒酣无不沾醉”[2]。

也许是因为高高在上感觉太孤独，康熙非常愿意主动打破尊卑界限，拉近君臣距离。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他曾邀请大臣们到中南海垂钓，而且宣布，大家可以把钓到的鱼带回家，让孩子老婆尝尝鲜：“今于桥畔悬设罾网，以待卿等游钓。可于奏事之暇，各就水次举网得鱼，随其大小多寡携归邸舍，以见朕一体燕适之意。”[3]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他在外巡行的时候，专门请随行的大臣到他的行宫里参观游览，嘱咐他们“随意遍观，勿拘形迹”[4]，有时还亲自做导游：“遇名胜处，辄亲赐指示，诸臣得一一见所未见。”[5]

后人提起康熙，最先想到的两个字也许是“宽仁”。是的，康熙胸怀仁厚，他常说：“天下当以仁感，不可徒以威服。”[6]他非常期望能与臣下建立起一种类似朋友家人的亲密感情，“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能得到臣子发自内心的感激与拥戴，使天下臣民“遐迩上下，倾心归慕”，对他来讲，是一种不可代替的精神享受。

康熙的宽仁与他的孙子乾隆不同。乾隆初政之时，虽然也标榜“为政宽仁”，但是他的“宽仁”很多时候是模仿、强矫出来的。在骨子里，乾隆是一个高己卑人、挑剔刻薄的人。而康熙的“宽仁”，除了策略考虑，更基于他的天性。康熙是一个非常容易动感情的人，晚年，他见到大臣请求退休的疏章，经常非常不舍，“未尝不为流涕”。我们今天读康熙史料，也经常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内心深处散发的浓浓善意。大臣李光第生病，康熙批示他去泡温泉疗养，还再三叮嘱他要注意的种种细节，“坐汤之后饮食自然加些，还得肉食培养，羊牛鸡鹅鱼虾之外无可忌，饮食愈多愈好，断不可减吃食”[7]。在其后的朱批中又不断告诫他各种忌讳：“尔汉人最喜吃人参，人参害人处，就死难觉。”“饮食中留心，生冷之物不可食。”其言之谆谆，诚如“家人父子”。康熙的仁慈，不仅限于对待大臣，也表现在他对待民众的态度上。比如有一年，北京天气炎热，康熙特意发布指示，要求改善狱中犯人的待遇：“有罪之人拘系囹圄，身被枷锁，当兹盛暑，恐致疾疫，轸念及此，不胜恻然，应将在京监禁罪囚，少加宽恤，狱中多置冰水，以解郁暑，其九门锁禁人犯，亦著减其锁条，至枷号人犯，限期未满者，暂行释放，候过暑时，照限补满。”[8]这些材料读来，很让人感动。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雄才大略、心地善良的康熙，在反腐上却留下了诸多败笔。正是他奠定了有清一代制度性腐败的基础。

二

康熙一朝在反腐惩贪方面的第一个错误是力度不够。

和所有明君一样，康熙皇帝当然痛恨贪污腐败，也进行过多次吏治整顿。但是康熙整顿吏治有两个局限，一是只搞集中的运动式反腐，未能持之以恒。另一个是惩治贪腐的力度太弱。

康熙统治六十一年间，曾经进行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反腐运动。第一次是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

清代的腐败并非起自中期以后。事实上，腐败是传统王朝终生携带无法治愈的病毒，往往在王朝初生之时，就已经有非常明显的症状。早在顺治年间，很多地方官员就已经“贪污成习”，以致“百姓失所”。所以当时有大臣上疏说，“今百姓大害，莫甚于贪官蠹吏”。康熙登基后，地方腐败较顺治时又有所加重，有的地方官员盘剥百姓过甚，导致民众大批逃亡，地方大吏“朘削卑官，卑官虐害军民，滥行科派。脂膏竭尽，甚至逃亡”。[9]亲政之后不久，康熙皇帝曾经批评当时的吏治情形说：“贪官污吏，刻剥小民，百端科派，多加火耗，贿赂公行。道府庇而不举，督抚知而不奏。吏治益坏，盗贼益多，民生益促，皆由督抚纳贿徇情所致。”[10]

但是亲政之后的十多年里，康熙忙于处理平定三藩等紧急事务，没能腾出手来整顿吏治。

康熙十八年七月，北京发生了一场破坏力极强的大地震，“城垣坍毁无数，自宫殿以及官廨、民居，十倒七八”[11]。紫禁城中的养心殿、乾清宫等核心建筑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传统时代，地震一般被视为上天震怒的表示，康熙皇帝也非常惶恐，他认真反省自己即位以来的为政得失，认为现在最大的缺失是吏治不清。他立刻下了一道罪己诏：

地忽大震，变出非常。皆因朕躬不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警。[12]

到了这一年，康熙已经亲政十二年了，虽然一直没能腾出手来惩贪，但是他对吏治已经关注很久，各地林林总总的腐败现象早已令他触目惊心。到了这一年，平定三藩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战争不再是头号政治任务，所以他借着这次“上天示警”，搞了任内第一次大规模的“惩贪倡廉”运动。

他首先出重手惩处贪官。山西官场官风不正，巡抚穆尔赛“名声不佳”，康熙早有耳闻，派人前往调查，访得此人贪污入己的实据，处以斩监候（类似于后世的死缓）。湖广巡抚张汧“莅任未久，黩货多端”，想尽办法捞钱，“甚至汉口市肆招牌，亦按数派钱”，被康熙处以绞监候[13]。广东巡抚金俊侵吞尚之信罚没入官的家产，此外，他还侵吞兵饷，被康熙直接处以极刑。

在厉行惩贪的同时，康熙皇帝还大力“奖廉”。康熙皇帝说，在整顿吏治这件事上，奖励和惩罚一样重要，“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廉洁者奖一以劝众，贪婪者惩一以儆百”[14]。所以他提拔于成龙为直隶巡抚、两江总督，表扬其为“清官第一”，其后又擢用“居官清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