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陋规”：一种制度性腐败

官员送给粮道官员的，粮道官员再拿出一部分送给各省总督。

最后还有一个大头叫“盐规”。清代实际盐业专卖，盐商凭着政府发给的“盐引”（就是食盐专卖执照和配额）享有巨额垄断利益，很容易成为巨富。吃水不忘挖井人，富了之后，当然要给大领导送礼。“一群河东盐商的例子具有典型性。雍正三年（1725年），在山西颁发10000道新的盐引。该地区的盐商借此获取了巨额利润，雍正六年（1728年），他们自愿每年捐献5000两作为该省的公费。用盐商自己的话说，他们如此做，不仅因为他们从增加的盐引中获利，而且因为王朝为国家带来了繁荣，人口不断增长，对盐的需求也持续上升。”[13]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很容易理解，总督和巡抚衙门的“规”费实际上涵盖了地方上所有有油水的部门。不管这些油水来自哪里，都要给上级进贡一部分。因为不这样做，上级就没有让这些油水存在的必要。所以除了这几项主要的陋规，有些省还有特殊的项目，比如“香规”，是向到山东泰山和湖北太和山（武当山）进香的香客征收的，康熙、雍正年间的山东巡抚每年可以分到“香规”银两千五百两。鸦片战争之前，广东有“土规”，来源是鸦片（土烟）走私贩子送给海关官吏和水师官兵的贿赂银。福建汀漳道的道台甚至还有“娼赌费”收入，曾任此职的晚清官员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说，郡城娼楼赌馆，“每月送娼赌费三百元”至道台衙门，“此乃道中陋规”。

六

规费主要出自有权有钱的部门，至于“礼”，则是所有官员，不管肥缺瘦缺，官大官小，都要送，因为这是代表官员个人的心意。之所以说陋规是有中国特色的一种财政分配方式，就是因为这种分配是在“礼”的面纱下进行的。它不光要解决地方财政资金不足以及官员薪水过低的问题，还要承担在官员之间建立情感联系的功能。

“所有官吏，从最底层的县丞到总督，都定期向上司呈递已成惯例、数目确定的白银作为礼物。这些礼节包括上司的生辰规礼、新官到任的贺礼、拜见官员的表礼、每年主要节日的四节节礼。这些礼物数目可观，尤其是省里大员比如巡抚和布政使所收受的礼物。雍正二年（1724年），两广总督承认收受属下节礼47110两。每年呈送广西巡抚的节礼总数是12400两。除此之外，他到任时所收的礼物与一季节礼相当，并且来自桂林、平乐、浔州、梧州四府的落地税盈余每年有7000两。山东巡抚塞楞额上奏，该省前任布政使从州县接受的礼物9784两，前任学政从同一来源获益3204两。”[14]

清代官场的基层官员需要向上级致送的礼金异常繁重复杂，以至于他要建立一个专门的账簿来进行统计。顺治、康熙时代的吏科给事中林起龙曾经这样概括一个州县官员需要送的礼金：

参谒上司，则备见面礼；凡遇时节，则备节礼；生辰喜庆，则备贺礼；题授保荐，则备谢礼；升转去任，则备别礼。[15]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林起龙所说的这五种礼。

一是“见面礼”。上司刚刚到任，下属前往参拜，要送“见面礼”或者“新参礼”，也叫“贽礼”或“贽见礼”，或是称“上任礼”或“到任规礼”。

“见面礼”的标准如何呢？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出任两江总督的长鼐报告：

奴才于六月十九日抵达江宁，接任之后，二十二日，安徽布政使年希尧、按察使朱作鼎、江宁按察使祖业宏……松江府知府李文元，伊等亲携五百两至一百二十两等，作为新接任之礼，送与奴才，共银三千八百两。估算现送来之银数及尚未送来之江南、江西司道府官员之银，约万两余……[16]

也就是说，他到两江地区后，安徽布政使、按察使，江苏按察使、江安粮道、驿盐道、常镇（常州、镇江）道，徽州、江宁（南京）、扬州、镇江、松江（上海）等府知府前来参见，每人送银一百二十两到五百两不等，总共有三千八百两。按已送的标准估算，加上尚未见面的下属将要送来的数目，此项礼银大概有一万多两。而刘愚《醒予山房文存》卷十中说道，晚清四川总督的到任礼大约有二万两银子。四川总督权势并不能和两江相比，此例也许可以说明，晚清官场礼金标准照康熙时大为上涨。

二是“节礼”，也就是逢年过节送的礼。三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即端午节、中秋节、春节时，下属是一定要向上司送礼的。据广西巡抚高其倬说，广西省内各衙门每年向巡抚送节礼一万两千四百两。广西是老少边穷地区，送礼标准也相对较低。而山东巡抚的节礼收入，据交代，高达六万两银子。其他各省的巡抚，河南是四万两，贵州最少，是七千两。

三是“贺礼”，就是上司家红白喜事及生日时送的礼金，官员的妻子、父母做寿，官员生儿子、生孙子，都要送礼。雍正元年（1723年），博尔多代理山东布政使，“济南府的官员做备围屏、杯、缎、银如意、调羹送来上寿”，具体价值不详。第二年，他出任安徽布政使，又“收受各属寿礼，金银、绸缎、玉器等项共计银七千余两”[17]。

四是“谢礼”，是为了感谢上司提拔而送的礼。

五是与“上任礼”相对应的“离任礼”，即林起龙所说的“别礼”，它在上司升迁、调动离任时送。

除了上述五种主要的“礼金”，还有其他许多名堂的礼。比如上级到下级单位巡视和检查工作也会收到礼金。其中一项叫“盘库礼”，就是上司到下级衙门盘查银库、粮库时下级送上的礼金，其目的当然包括让上级少挑毛病的意思。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张集馨回答道光皇帝的询问时，说四川总督每年春秋两次到布政司衙门盘库，每次可得银子一千两。

七

所以清代官场的基本生态是大鱼吃小鱼。总督巡抚吃他直接主管的下级，布政使、各税关、粮道衙门和盐政衙门。布政使、粮道衙门则吃他们的下级，各州各县。

那么，各州各县吃什么呢？“小鱼吃虾米”，他们只能吃老百姓。

州县等基层政府同样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州县一级政府需要花钱的地方也很多，比如县官要给师爷、书吏和衙役开工资。再比如兴修地方公共工程，修城墙、修河道、修街道等，都需要筹措资金，赈灾和救济底层民众也需要巨额资金。中央政府虽然在收税的时候给地方政府留下了一点钱，但是留下的数目太少，“与州县的行政需求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经费严重不足，所以地方官员普遍开始在老百姓的税收问题上做文章。

对基层官员来说，解决收支间的巨大差额不算困难，因为他们拥有直接收税权。“被任命管理一州一县的官员处于独一无二的位置，可以操纵合法的赋税制度，创造超越法律、保证庞大中国官僚机构运作的收入。”他们在向百姓征收国家正赋时，通常要比国家规定的多一些。

以什么为借口多收呢？“耗羡”或者叫“火耗”。什么叫“火耗”呢？“耗”的本义是损耗。地方政府向朝廷运送税粮的路上，会有一些损耗，比如可能会被老鼠或者鸟吃掉一部分，因此要向老百姓多收点粮作为弥补，叫作“鼠鸟耗”。从老百姓手中收来的散碎银子，要熔铸成整锭大银送交国库，熔铸过程中也会有损耗，就叫“火耗”。听起来，地方官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