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最坏的结局，最好的样本：清王朝的腐败与反腐败

么不同意革除全部陋规，而要将部分陋规合法化呢？这涉及清代的低薪制。

大清王朝实行低薪制，一品大员年收入也不过一百八十两。因此，从表面上看，粤海关从海关官员到工作人员的工资并不高。粤海关监督是二品大员，他的正式工资一年仅有一百五十五两，约合今天的三万到六万块钱（清代早中晚期白银购买力变化很大，雍正初年，每一两白银大约值四百元到六百元人民币，到嘉庆之后，一两白银大约值二百元人民币）。此外，每年还有一点办公经费，也叫“公费”，不过不多，几十两而已。所以，一开始海关最高官员的全部收入一年不过二百两左右。直到雍正年间养廉银改革，海关监督每年享有皇帝特批的三千两养廉银（《粤海关志》）。不过这些收入加起来，对一个享有巨大权力的二品大员来说，仍然是非常低微的。

海关其他官员却没有养廉银，而且工资同样很低。大关委员，也就是广州本地海关首长为一百八十两；澳门委员，也就是澳门海关首长为一百四十两；广盈库大使每年的俸银为九十六两；守库千把总为九十六两。

至于具体工作人员，也就是中低级关员（当时叫作“书吏”“巡役”“家人”等），工资就更低了。比如大关清书，也就是普通文案工作人员，每月工资才三两。巡役，也就是稽查人员，每月也不过3.09两。至于后勤人员，比如“堂役”等，每人每年收入才七两二钱银子，平均每月六钱银子，如果以一两白银换算人民币400元的话，大约是240元。而且，所有这些官员和工作人员，除了这些收入外，并没有其他的福利和补贴。

所以从表面上看，广州海关是一个很给国家省钱的部门，全年只花费国家17886两的管理费用。1864年，洋人赫德来到中国海关，大幅提高海关人员工资，一下子把管理费用提高到748200两，提高了四十倍。相比之下，大清海关官员实是太公忠体国了。

所以，对于广州海关这些陋规，皇帝也不好意思全都取缔，因为皇帝很清楚，陋规的诞生，根本原因是朝廷舍不得给官员和吏员开足够的工资。换句话说，低薪制的政治设计就已经默许官员和工作人员“自谋生路”，靠灰色收入为生。当然，灰色收入也应该有个界限，所以乾隆将陋规定为每条外国船收1950两。

问题是陋规的产生和变化有一个规律：一旦陋规公开化、固定化后，肯定又会在此之外诞生新的陋规。“当旧的陋规报出归公后，新的陋规又随之而至。这常常会导致中外通商中的摩擦。”[21]所以到了道光十年（1830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前十年，据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又译为“郭士立”）统计，一艘一等外国商船进港，各种名目的收费加起来要交纳3350余两，二等商船也要交纳2260余两。

这还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除了几乎是公开化的陋规，海关关员私下里还会找各种机会克扣勒索，让人感觉交易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外国人抱怨道：“从一艘外国船到达时起，它的业务就受到海关低级官吏们为了勒索非法征课而起的借故留难。进口货运的税课概由下流无品的人员以专断的方式征收，居然公开索贿。”[22]如1704年，英船“斯特雷特姆”号到广州贸易，贸易完后便要离开广州，“当船准备开航时，它的出口执照被阻留了20天以上。据大班猜想，是海关书吏作怪，所以他们送给他礼银100两，翌日他们便获得出口执照”。[23]

以英国为代表的外国人对中国海关的腐败极为不适应、不习惯。他们之所以不习惯，也许重点不在于关税过高。事实上，前面讲过清政府规定的关税极低，即便加上各种克扣，实际关税水平与其他国家比也不算特别高，外商们咬咬牙是能承受得起的。外国人真正厌恶的是海关官员们贪得无厌的丑恶嘴脸，是不透明的、需要费脑子不停讨价还价的过程，是肮脏的交钱方式让人感觉深受屈辱。外商很清楚，他们交的大部分钱，都没有上交到帝国财政。据郭实腊估计，广东地方官员以及十三行那些官商，再加上相关工作人员，每年从对外贸易中“非法所得可达300万两”。他还判断，每年外商缴付的各类税费只有三分之一左右进入了清朝的国库，而另外的三分之二则流入各色人等的口袋。

而马士统计的数字更为惊人。他说，海关收到的钱，只有十分之一上交国家了。“1837年，仅英国和美国的船只所载进出口货物应缴纳的关税就超过650万两；加上其他国家合法贸易所缴关税约50万两；鸦片所付的关税适中地估计为100万两；那么，海关监督单从在外国旗帜下进行的贸易所征得的税款就达800万两。再加上梧州、潮州（汕头）、江门、电白、琼州（海口）和廉州（北海）等地进行的贸易所征得的税款约200万两，这样结出来的总数约为1000万两。此外还有巨额的向外商征收的港口税、向行商索取的捐款和礼物，以及送给职位较低的官吏们的无数的小费。因此可以断定，在粤海关的税收官方陈报额与实征数额之间存在十倍左右的差额。”[24]

所以长期以来，外商都处于非常愤怒的状态。马士的话很有代表性：“事实上，税并不特别重，而且都被巧妙地掩蔽起来，因此也不显著；但是人们对政府官吏的勒索总是斤斤较量的，不知数额的勒索总觉得特别重，所以那些经久不变的露骨的勒索，就成了激起愤懑的许多芒刺。”[25]

经过洪任辉事件的挫折，英国政府决定派出使团，直接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否则中英间的贸易问题永远无法解决，所以接下来又发生了马戛尔尼访华事件。

七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秋，皇帝接到了两广总督的一封紧急奏折。奏折说，有一个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国家打算来朝贡天朝。

使团的团长是国王的亲戚、著名外交家马戛尔尼勋爵。英国最迫切的目标是促使中国政府改革外贸体制，允许英国商人自由贸易，以减轻中国海关官员对外商的剥削和刁难。英国政府赋予马戛尔尼的使命之一就是“摆脱广州官吏强加于该口岸贸易的限制和勒索”，明确要求“英国商人除钦定税则外，不再缴付关税或其他规费。应将钦定税则给予他们，并载明船只大小所应征的税额，规定他们买或卖的每种商品的税率。船只只负担缴付钦定船钞一项，其附加规礼银1950两应行取消”[26]。很明显，英国人并不是要求降低法定关税，只是要求关税确定化、透明化。他们愿意把钱交到大清国库，而不愿意交给贪官污吏。当然，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大的胃口，他们还打算劝说中国开辟新的、更方便的港口来进行贸易，比如宁波和天津，甚至他们还打算讨要一个小岛来“堆放货物”。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国人不惮长途跋涉，又给乾隆带去了大量珍贵礼物，以讨他的欢心。但是乾隆皇帝收下礼品后，却发下长谕逐条驳回了英国人的请求。

关于改革一口通商方式，开放珠山、宁波、天津，皇帝说：“向来西洋各国，前赴天朝地方贸易，俱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各货，由来已久，尔国亦一律遵行多年，并无异语，其浙江、宁波、直隶、天津等海口，均未设有洋行，尔国船只到彼，亦无从销卖货物，况该处并无通事，不能谙晓尔国语言，兹多未便，除广东、澳门地方，仍准照旧交易外，所有尔使臣恳请向浙江宁波、珠山及直隶、天津地方泊船贸易之处，皆不可行。”[27]

对在北京设一洋行，皇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