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公开化”陋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见不得光的名目和克扣勒索。
加上这些陋规，也就是外国人口中所说的“贿赂”，中国的关税水平就从字面上的4%，一下子变成了20%。具体到每一项进出口货物，实际征收的关税比国家规定的要高很多。我们以中国最大宗的出口货物茶叶为例，国家规定税率为每担0.15两，但是算来算去，中国海关实际征收的是2.5两，是国家规定的近十七倍。此外，大宗商品出口的蚕丝每担规定税率为1两，实际上征收至少为15两，是国家规定的十五倍。[7]
三
清朝一开始设有四个海关，也就是说，实行四口通商。后来，乾隆皇帝感觉多口通商不易管理，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实行广州一口通商，也就是说，把所有海外贸易都集中到广州这一个港口。粤海关，也就是广东海关因此就成了实际上的总海关。
大清帝国在中国古代王朝中算是一个讲究“精细化管理”的王朝，所以对于各个税关，包括海关管理，有着严格而明确的制度规定。这些制度仅从文字来看，其实是挺科学合理的。
首先，征税规则透明化。清政府规定，各关税率不但要公布，而且要刻到木榜上，立到路边，让每个过往商人都能看到。除此之外，还要印刷成小册子，并且定价极低，每本只卖二分银子，目的是让每个商人都可以买到。“各关征税科则，责令该管官详刻木榜，竖立关口、街市。并责令地方官将税则刊刷小本，每本作价二分，听行户颁发遵照。倘该管官将应刊木榜不行设立，或书写小字悬于僻处，掩以他纸，希图高下其手者，该督、抚查参治罪。地方官将应刊税则不行详校，致有舛漏或更扶同徇隐者，并予严参。”[8]你看，规则的制定者还是很用心的，考虑到了两种需要防范的情况：如果木榜故意立到隐蔽之处不让别人看到，或者小本子印刷错误故意误导上税者，都要严厉惩处。
第二，大清关税征收实行“商人亲输”的方法，上税时要现场出具收据，以防关员贪污中饱。清政府规定，各税关在收税时应该让商人们亲自填写文件，现场交税，不许他人，特别是海关关员代为填写，以防海关关员在其中做手脚：“各关应征货税，均令当堂设柜，听本商亲自填簿输银投柜，验明放行。其有不令商亲填者，将该管官严加议处。”[9]收据要一式两份，一份给户部（主管财政的部门，可以大致理解为财政部）做凭证，一份给商人做回执，这两份要对得上：“各关商民输税，填写收税红单二纸，一给商人，一送部察核。其有不给红单，或纳银数多，给票数少，及私将红单撤回，多征勒索者，许商民首告究拟。”[10]这样可防止关员收到税款之后中饱私囊。
第三，实行多重监核制度。清政府规定，户部和广东总督巡抚对广东海关实行双重领导，都有监督检查的权力。首先是账册要按时送交户部审查：“各关商填循环稽考三簿，令各关照依部颁册式，事由刊刷装订于面页上，钤盖关印，佥差送部。由部钤盖堂印，给发粤海关，限关期未满九月以前，赴部请领。如有请领违限，及关期已满，册档未到，擅用本关印簿登填者，照例严参，分别议处。”[11]同时规定广东督抚负责查明关税征收情况，把掌握的数字与户部核对，“按月造册，密行咨部，俟期满核对，以防弊窦，以严钩稽”。[12]朝廷希望通过多重监核，使有关部门能互相制约，以杜绝腐败。
第四是规定了对关员腐败的惩处制度。清政府规定：“各关于额设口岸之外，有滥差多役，于近关水岸各口四出扰民者，该督、抚察实题参。其管关人役有巧立名色，需索饭钱，重戥苛收者，严拿究治，计赃论罪。监督纵容袒护，督、抚即行严参。督、抚徇隐，一并议处。……各省商税银两，均令按照额征数目，照例征收，造册报部。其有监收官员横征勒索，及隐匿侵蚀者，即行参处。”[13]惩处规定还是相当严厉的。
既然有如此明确而严厉的规章制度，海关关员为什么还会明目张胆地索贿呢？
因为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是两回事。和大清帝国的许多制度一样，这些看上去科学合理的规定大部分没有从纸上走下来，或者走下来不久就变了样子。
比如第一条，刊行税则，张榜公布，从康熙后期起，就流为具文，大部分税关都没有认真执行。所以雍正六年（1728年），皇帝特意下了道上谕：
高斌将浒墅关现行征收则例据实陈奏，请刊立木榜，令众商共晓。遵依所奏，甚属可嘉。部议：令直省各关将各处现行征收则例彻底清查，据实奏闻，刊榜晓示。著各省兼理关务之该督抚并各关监督实力奉行，毋得阳奉阴违，虚应故事，倘经接任之员察出，定行交部从重议处。[14]
从这则材料中我们能判断出，显然，到了雍正六年，很多税关就已经不再设立木榜公布税率了。
第二条，商人亲自如实填写税单也很难做到。雍正年间上谕说：“各关开放船只之处，向例部颁号簿，以便稽查。近闻各关别设私簿征收，惟于报部之时，始将号簿挨日填造。其意以水路商船往来多寡不齐，若据实填簿，则不能逐日有征收数目，恐干部驳。是以设法匀派填造，如此则簿内全非实在数目，与商船过税串票毫不相符，殊非政体。”[15]也就是说，海关上报的账簿全是假的，都是关员填写的。又比如乾隆中期的杀虎口税关，“不令商人填注，所上税银概由吏胥登记，名为流水簿。流水簿记定，始誊入亲填簿。辗转兑那（挪），商无由知”[16]。就是说，所有税单都是由工作人员填写，到底填写多少，商人根本不知道。
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奏折当中说，“查粤海各关常税每年奏销，向有红单细册季册分送部科，计一百二十四本，篇页繁多，单内货色系就报征银数，按照税则填载，册内则添船户姓名完税银数，不列货色，此皆平（凭）空捏造，无关考核。”[17]可见到了晚清，广州海关的账簿已经全部都是造假，没有一本是真的了。
第三条，户部和广东督抚对海关的监管很多时候也流为具文。户部长官通常都是三甲进士，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历来搞不懂具体业务流程，只能听任“书吏”，也就是吏员们的审查。这些吏员审查账簿，其规则不是审查其真伪，而是审查随之交来的“部费”，也就是活动经费的多少。活动经费交足了，账簿质量就无人细看了。至于总督和巡抚，他们都知道能当上海关监督的，都是皇帝的亲信，和皇帝关系不一般，所以不愿深管，一般在收到海关送来的巨额“报效”后，也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第四条惩处基本上也就不起什么作用了。
因此，广州海关成了众所周知的肥缺，海关人员的贪污腐败，在全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四
有人可能奇怪，如此明目张胆的克扣，中国官场习以为常，但那些欧洲商人能容忍吗？他们不会向上反映情况吗？
欧洲商人们当然不会容忍。问题是，他们没有反映的渠道。
来到中国的外商如今通常被奉如上宾。每到一地，往往地方长官亲自宴请，然后还要游山玩水享受全方位的“服务”。
不过二百多年前，外商在中国绝不会如此舒服。二百多年前，那些万里迢迢奔赴中国的外商，虽然也腰缠万贯，可到了中国之后的处境，是你想象不到的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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