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明代：“官俸最薄”与“腐败最烈”

三文，而米一石折钞十贯，是米一石仅值二三十文钱也。布一匹也仅值二三百钱，而折米二十石，是一石米仅值十四五钱。”

朱元璋时代，偶尔也会发钱发钞，但是，那时钞票还好用，本应发一石米，实际所发之钞，大约值一两白银，和市场价格大致相当。但是到了明成祖时，因为钞票贬值，本来应该给一石米，实际所发钞票，却只能兑现白银一钱到二钱，就是说，已经贬值到只剩原来的一成到二成了。到了成化年间，一石米发给十贯钞，看起来比洪武年间涨了十倍，而事实上，那时十贯钞才值二三十文钱。也就是说，贬值到原来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如果按半粮半钞算的话，官员实际只能领到部分粮食，以钞折算的部分就算是给国家做贡献了，工资相当于降低了百分之五十。明代的皇帝们就是这样和百官耍流氓的。

时间长了，百官当然纷纷抗议，皇帝于是不发钞票，改发其他东西。发什么呢？发胡椒，发苏木。胡椒和苏木，一个是调料，一个是颜料，为什么发这些东西呢？因为这些是从外国进口的奢侈品，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进口多了，宫中堆积多年，眼看着要放坏了，所以拿出来给百官充工资用。成化五年（1469年），实在没钱给百官开支了，甚至发衣服被褥，将内库所存的“纻丝绫罗、纱褐缯布之衣帨衾褥以及书画几案、铜锡磁（瓷）木诸器皿……以充俸钞”。就是说，皇宫大库存的绸缎布匹、衣服巾帕、被子褥子、桌子椅子、瓷茶碗锡茶壶都拿出来发给百官。反正宫里什么东西多就发什么。

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来给百官发工资？当然是因为国库没钱了。那么为什么大明王朝会穷成这样呢？主要原因是天下的银子都发给朱元璋的后代了。我们说过，朱元璋虽然给百官的俸禄标准定得很低，却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规定了极高的俸禄水平。朱元璋规定，他的后代由于身份高贵，不能从事任何社会职业，增加收入的方式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所谓“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

所以，明代皇族拼命生孩子。弘治五年（1492年）年底，山西巡抚杨澄筹向皇帝汇报，山西庆成王朱钟镒已生育子女共九十四人。不久，另一位藩王刷新了这一纪录，这位藩王光儿子就多达一百余个，每次节庆家庭聚餐，同胞兄弟们见面彼此都不认识。这就是史书上所谓的“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13]

这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这些王爷好比种子，一二百年过去后，在各地繁衍出的数量大得十分惊人：山西一省，洪武年间只有一位晋王，到了嘉靖年间，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经增长到一千八百五十一位。洪武年间河南本来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万历年间，已经有了五千多个皇族后代……据明末徐光启的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数每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而当代人口史学者推算的结果是，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十倍。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

这样，国家财政就出现了难以支撑的窘况。嘉靖四十年（1561年），朝廷曾经算过一笔账，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王府的禄米支出竟然达到了八百五十三万石，缺口是四百五十三万石。天下所供，竟然不能满足王族所需。所以当时官员们说，“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14]。

实在拿不出银子给百官发工资，发点东西大家倒也能理解。问题是，皇帝们的小算盘仍然打得非常鸡贼。好比这东西本来只值十块钱，但是皇帝却非说能值一百块钱。比如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每斤胡椒算成十六贯钞票，苏木每斤算八贯钞票。但到了明宣宗宣德九年（1434年），仅十年时间，胡椒每斤就算成一百贯钞票，苏木每斤算成五十贯钞票，翻了六七倍。

成化七年（1471年），因为国库里存的棉布太多，积压久了，眼看都快烂了，皇帝遂宣布，以后就用细布给百官开工资。什么标准呢，一匹细布折算成二十石米。然而，明代最好的三梭细布，一匹也不过能换二石米。皇帝显然把布价抬高了十倍。成化十六年（1480年），细布也快发光了，又发粗布，而且“每阔白布一匹折米三十石”。一匹阔白布，也就是粗棉布，本来不过值银子三四钱，却算成三十石粮食，这就把布价抬高了近百倍。所以《明宪宗实录》称：“然三梭（布）一匹极细者，不过直银二两，而米价遇贵则有一石直银一两者。今布一匹折米三十石。轻重已自悬绝。后乃至以粗阔棉布直银三四钱者，亦折米三十石，则是粗布一匹而价银直三十两，自古所无也。”明代皇帝们的无赖嘴脸就是这样毫无遮挡。

就这么低的工资，在明代还常常拖欠，甚至数年不支。明人王琼在《双溪杂记》记载：“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

顾炎武总结明代俸禄史说：“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钞，其后钞不行而代以银，于是粮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轻者愈轻，其弊在于以钞折米，以布折钞，以银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15]朝廷在发俸禄时，在银子、粮食、布匹之间反复折腾，但是不管怎么折腾，反正是越来越有利于皇帝，越不利于百官。

在明初洪武至宣德六十年间，载入《明史·循吏传》中的著名清官占明代循吏总数的六分之五，这不能不说与薄俸制有关。明代那些恪守节操不想大肆贪污的官员，无一不生活得非常艰难。宣德年间，像礼部侍郎这样的高官，死后甚至都不能安葬。“邹师颜，宜都人。……为礼部侍郎。省墓归，还至通州，卒，贫不能归葬。尚书吕震闻于朝，宣宗命驿舟送之。”[16]正统元年（1436年），左副都御史吴讷曾说：“近小官多不能赡，如广西道御史刘准由进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养其母妻子女，贷同道御史王裕等、刑部主事廖谟等俸米三十余石，去年病死，竟负无还。”[17]成化年间，曾以廷试第一名为翰林修撰的罗伦，在被贬为福建市舶副使时，因微薄的官俸不足开支，只好靠卖字谋生。

三

我们看明代官场贪腐发展的曲线图，与俸禄高低有着直接的关系。明代贪风之盛行，恰恰发生在洪武朝以后，与俸钞折色之制同步。折色越低，贪污腐化就发展得越厉害。

永乐时期，因为折支钞票的普遍化，贪腐也开始普遍化。有人描述其情形说：“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及于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养活之计。虐取苛求，初无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间有廉强自守、不事干媚者，辄肆谗毁，动得罪谴，无以自明。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货赂，剥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积几何，而内外上下诛求如此。”[18]

对于这种情况，官员们纷纷指出，薄俸制是主要原因。比如任双流知县的孔友谅抱怨说：“国朝制禄之典，视前代为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禄，其余大小官员自折钞外，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仰事俯育，与道路往来费，安所取资。贪者放利行私，廉者终窭莫诉。”[19]永乐年间的著名清官李贤说：“若夫俸禄所以养廉也，今在朝官员，皆实关俸米一石，以一身计之，其日用之费不过十日，况其父母妻子乎？臣以为，欲其无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