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元朝：有缺陷的俸禄制度

忽必烈建立的元朝是一个蒙古旧制与中原制度相结合的统一体，管理上比较粗疏，所以元代俸禄体系发育很不完全，不合理之处甚多。

和北魏一样，以战争起家的元朝开始时是没有俸禄的。

游牧民族没有俸禄传统很容易理解。蒙古官兵开始是专以从战争中掠取大量财物、私属人口为生的，“鞑人初未有除授及请俸；鞑主亦不晓官称之义为何也”[1]。到中统建元之前，没有正式建立覆盖全域的俸禄制度。所以在地方治理上，与北魏初年一样，也是贪暴横行，“元初未置禄秩。”“无禄不足以养廉，于是地方官吏以未给俸，多贪暴”[2]。那些不能从战争中获得财富的地方官就从地方百姓身上肆意榨取。

在疆域日广之后，和北魏一样，元朝开始考虑建设俸禄制度。汉族大臣姚枢早就进言，说实行俸禄制度有利于建设社会的公平正义：“班俸禄，则赃秽塞而公道开。”[3]

于是，忽必烈时期正式建立了俸禄制度。“世祖即位之初，首命给之（禄秩）。……禄秩之制，凡朝廷职官，中统元年定之。”[4]不过，忽必烈建立的元朝是一个蒙古旧制与中原制度相结合的统一体，管理上比较粗疏，所以元代俸禄体系发育很不完全，不合理之处甚多。比如元朝南北官员，职田分配是不一样的，江南地少人多，所以职田只有北方的一半。朝廷内外官员收入也不均，有的官员俸禄很高，有的却非常低。郑介夫说：“禄之不均，自是朝廷一大缺政。……其有俸钞有职田，则过于厚；无俸钞又无职田，则过于薄。”[5]

元代俸禄制度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俸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钞票发给的。元代钞法实行不善，经常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比如中统、至元年间，物价上涨8—10倍。最严重的时候，钞票几成废纸，仅能值回印刷成本。虽然朝廷多次采取增俸措施，但远不及物价上涨的速度。通货膨胀期间，朝中高官的俸禄表面上很高，但是到市场上买不回多少东西。而地方小官，因为职田上的粮食收入，生活反而有所保障。所以就出现了“官益高而俸益薄”及“随朝三品、四品之官，反不及外任九品簿尉之俸”[6]的反常情况。大德年间，连百官之首的宰相都感到生活捉襟见肘，可见其他官吏俸薄的情况更加严重。

元代也属于薄俸制。郑介夫具体计算当时的官员收入说：“外任俸钞从五品上，三十两，从六品，不满二十两，如九品，止十二两，以俸钞买物，能得几何？十口之家，除岁衣外，日费饮膳非钞二两不可，九品一月之俸，仅了六日之食。”[7]因此，元代中下官吏普遍生活困顿。如“（黄溍）在州县以清白自持，月俸不给，至鬻产佐之”（《新元史·黄溍传》）。这种低薪制不独汉官受害，也导致“不少蒙古官员家计入不敷出”。

元代治理水平不高的另一表现是发放俸禄的随意性。至元十七年（1280年）四月，朝廷为了“定夺俸禄，凡内外官吏皆住支”[8]，到十八年（1281年）四月才“复颁中外官吏俸”。但江南官吏直到至元十九年（1282年）六月仍“不曾支给俸钱”。类似的停俸，在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也曾发生。不仅如此，中下级官吏的俸钱又多被上级克扣。比如至元七年（1270年）九月，“尚书省御史台呈……今各路总管府不深惟朝廷求治之意，将官吏俸禄擅自克减，且迁转官员客居任所，其百色所费止仰月俸，横遭克减，必致失所”。更有部分官吏名义上享有俸禄，实际上则无。如江西行省巡检“虽称勾当，考满实历，俸钞多有不及或全无俸月”[9]者；大都置总急递铺提领所，除了提领一员外，其他人皆无俸给。

与此同时，在中国历史上，元朝吏治之腐败也是空前的。元季官场贪污风行，陋规例钱形形色色。明初，叶子奇对元代名目各色的“例钱”曾做过分类解释，他说：“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惘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10]俸禄制度的缺陷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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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13册，《蒙鞑备录笺证》。

[2]杨树藩：《中国文官制度史》（下），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第220页。

[3]《元代奏议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7页。

[4]宋濂等：《元史》，卷九十六《食货四》，中华书局，1976年，第1623页。

[5]《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

[6]《元朝典故编年考》卷五，《俸禄》。

[7]《元朝典故编年考》卷五，《俸禄》。

[8]宋濂等：《元史》（简体字本）（卷一至卷二一〇），中华书局，1976年，第1623页。

[9]《元典章》卷八，《吏部二》“巡检月日”。

[10]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下《杂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