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宋代：“高薪养廉”的得与失

北宋晚期，贪污腐败已经由下至上，遍及整个官场。高级大臣也常有沦陷者。当然，北宋晚期腐败普遍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低薪制原因，也有制度崩坏的原因。宋代腐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低薪制导致的底层官吏腐败普遍化。到了南宋，低薪状况加剧，对贪腐的惩罚力度也不断减弱。与此同时，党争越来越严重，权力约束越来越弱化，官僚体系也日益呈现整体性沦落。

一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以高薪闻名。有人说，“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宋代官僚的俸禄是最为优厚的”[1]。清人赵翼讲：“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祐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惟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2]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史料，我认为对宋代官俸以“最厚”一词蔽之，过于简单化了。宋代俸禄制度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大体来说，宋代初期，官俸并不高，以致百官生活多有困难者。后来历经调整，逐渐增长，到北宋中期后达到较高水平。南宋时期，因为财政困难、物价上涨等原因，俸禄水平又有所下降。此外，宋朝与汉朝一样，中高级官员收入很高，低级官员收入却很低，很多基层官员的收入甚至不能满足体面生活的需要。更为严重的是，宋代的地方胥吏居然是没有俸禄的。所以说，宋代应该是厚禄与薄俸兼具的时代，高官厚禄，低级官员薄俸，而吏员甚至无禄。

宋代初年，和很多王朝初创时一样，官员俸禄并不太高。宋初俸禄沿袭北周，名义上俸禄水平大约是唐代的一半，但是经常八折发给，其中三分之二又是实物而非铜钱，所以，总算起来，俸禄只有唐代的四分之一（见《中国俸禄制度史》）。因为制度未备，有的职务甚至没有俸禄。因此有人称，“士大夫俸入甚微”，“所幸物价甚廉，粗给妻孥，未至冻馁，然艰窘甚矣”[3]。太宗至道二年（996年），馆陶县尉查道“与妻采野蔬杂米为薄粥以疗饥”[4]，后来穷得没有办法了，与妻子商量辞官改去卖药以糊口，“不胜贫，与妻谋，欲去官卖药”。[5]白州知州蒋元振“亲属多贫，不能赡养……啜菽饮水，缝纸为衣”。[6]居然穿着纸衣。

宋朝立国的方针是崇文抑武。这主要是鉴于五代武人不断篡位的历史教训，但除此之外，赵匡胤也认为，相对武人在地方治理上表现出的贪婪残暴，文官治国对老百姓的危害毕竟更小一些。宋太祖说：“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知（治）大藩（节度使辖区），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7]以文官治国，总是划算的，即使多给他们些钱，也比军阀治理地方要合算得多。

因此，宋太祖确立了高薪养廉的思路。他说：“吏员猥多，难以求其治；俸禄鲜薄，未可责以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8]宋太祖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经常讲人话的皇帝。他说的道理很简单，既然你给人家的钱少，你就没法要求人家廉洁。所以开国之初，宋太祖曾精简官员编制、合并州县，同时提高官吏待遇。宋太祖一共废了十六个州，州县的官吏也尽可能精简，二百户以下的小县，只设主簿一人，一州官员，最多只有四人。州县官员编制精简后，每位州县官加俸五千钱。

总体来说，赵匡胤及其弟弟太宗皇帝的治理是成功的。宋太宗登基后，对自己治下的官风做出了这样乐观的评价：五代时期，“外则侯伯不法，恣其掊敛。内则权幸用事，货赂公行”[9]，而近些年来，这些弊端多被清除，“臣僚守法，兆民舒泰，虽未能还淳返朴，亦可谓之小康矣”[10]。

不过，宋太祖“省官益俸”的思路，在后世子孙那里只是部分得到执行，“省官”也就是官僚队伍的精简未能被继承，但是宋代俸禄确实越来越优厚，对中高级官员的实际生活需要考虑得越来越周密。宋代进行过好几次公务员工资改革，越改水平越高。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重定百官俸禄，执行增俸益禄之策，以致“三司估百官奉给折支直，率增数倍”[11]。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进行官制改革，颁行《元丰寄禄格》，对官员的福利待遇考虑得更加周到，官员可以配有仆役，最低级的官员配给一名，宰相则可配给一百名。高级官员的仆役由国家发给衣粮钱，普通官员的仆役国家发给餐钱。考虑得可谓无微不至。所以史称“元丰制禄复倍增矣”[12]。此外，宋代各级地方政府还设有公使库，专门用于宴请、馈赠，官员赴任、免职，官员往来的支出。

宋代官员俸禄体系比唐朝还复杂，大体可划分为正俸、加俸、职田三类。宋代官员的正俸主要包括俸钱、衣赐、禄粟三种。加俸则主要有职钱、侍从衣粮、餐钱、茶酒厨料、薪蒿炭盐，以及各种添支等项。职田又称“职分田”“圭田”，是用作官员在职补贴的官田。除上述收入之外，宋代官员还享有给券、公使钱及多种赏赐，可以视为变相俸禄。“动辄为银五千两，或钱五十万缗。云：有人臣赐第，一第之赏，数十万缗，稍增壮丽，非百万不可。”如果把以上各项折成米斤比较，宋代官员俸禄大多数时候稍高于唐朝水平。

所以，宋代中级以上官员生活总体来讲比较优裕，高级官员更是腰缠万贯。“国朝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13]宋朝的著名宰相吕蒙正出身贫寒，任官期间也算廉洁。然而吕蒙正退休后，在洛阳建“有园亭花木，日与亲旧宴会”[14]。中级官员如元丰年间的朝奉郎、试户部侍郎苏辙，既享有寄禄官正七品朝奉郎本俸，内容是月俸钱三十千，春冬绢各十三匹，春罗一匹，冬绵三十两，又享有职事官从三品试户部侍郎职钱月四十五千。另外还按年或月发给不同数量的盐、茶、酒、面、厨料、薪、蒿、炭、纸，给马刍粟以及元随傔人衣粮等，所以宋代中高级官员生活水平很高。

因此，总体看来，宋代中前期宰执大臣官风相对较好，特别是北宋中前期，高级大臣多能“以天下为己任”，贪赃枉法者很少。有宋一代，文治大兴，百姓生活比较稳定，始终没有爆发大的农民起义，一定程度上与官僚体系的尽职尽责有关。

二

不过，宋代也存在和汉代类似的问题，就是高级官员与低级官员收入差距过大。

宋代州县级官员收入较低。以《嘉祐禄令》为例，最高等的节度使，料钱为四百千，最低的内侍郢、唐、复州内品才三百，差距非常明显。元丰时期大幅度提高俸禄标准，主要是针对中上层官员进行的，品级较低的官员受惠较少。总体来说，宋代五品以上官员收入很高，但是五品以下的收入是比较低的。特别是州县官员及幕职官员，其收入一般仅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家口多者，养家糊口都有困难。宋代州县官及幕职官等低级官员称为“选人”（因其是京官的“候选”官员），其数量占整个官员队伍的五分之四，“选人”普遍低薪，因此在整个宋代官员队伍中其实也是薄俸者居多。而且，每当国家经费不足时，朝廷首先会克扣、迟发州县级官员的俸禄。乾道七年（1171年），曾有臣僚上言：“沿边诸州，访闻除守倅外，郡县官请俸至累月不支，何以养廉？”[15]有很多州县官员从上任那一天直到离职，俸禄一直被拖欠，比如罗仲谋在永州东安县“摄邑凡八月，去之日，有未给俸钱四十万，以邑之匮也，置之而去”。[16]汉阳军汉川县令“既去，俸之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