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宋代：“高薪养廉”的得与失

，既不与中书省商议，又不交中书舍人起草，也不经门下省审覆，而是亲笔书写后直接交付实行。宋徽宗本人滥用皇权，贪图享受，恣意妄为，干出不少劳民伤财之事。同时，在他的治下，对官权的约束也受到破坏。宋代本来严格限制宦官权力，但是到了北宋末期，童贯破例领枢密院事，成为两宋历史上唯一的宦官执政，号称“媪相”。宋朝旧制，宰相一般不是一个人，而是由参知政事和宰相组成的一个集体。而蔡京独相十三年零十一个月，成为两宋历史上第一个权相。北宋末年的大面积腐败，根源在于权力的恣意滥用。宋徽宗重用宠信的蔡京、王黼等“六贼”，这六人公然卖官，每一个官职均有定价，甚至在科举殿试时名次亦可通过行贿而得。到了北宋灭亡前夕的宣和七年（1125年），宋徽宗本人也曾下诏，哀叹当时的吏治情况：“比者，士或玩法贪污，遂致小大循习货赂公行，莫之能禁。外则监司守令，内则公卿大夫，托公徇私，诛求百姓，公然窃取，略无畏惮，将何以安！”[53]

而南宋吏治整体上又逊于北宋。南宋政治动荡，财政困难，物价不稳定，官员，特别是低级官员收入难以保障。绍兴三年（1133年）五月壬戌，宋高宗说，自元丰俸禄改革以来，物价涨了三倍，而俸禄没有增长，“自元丰增选人俸至十千二百，当时物价甚贱，今饮食衣帛之价，比宣和间犹不啻三倍，则选人何以自给？而责以廉节难矣”[54]。然而南渡之初，为了应对财政困难，部分官员俸禄又“权减三分之一”。后来又数次减俸，连皇帝赐人的鞍马、衣服等，也减半赐予，以至于“赐目”上写道：“马半匹，公服半领，金带半条，汗衫半领，裤一只。”[55]令人啼笑皆非。后来俸禄水平虽然有所恢复，但是总体上比北宋低了很大一截。

携带了北宋的腐败基因，收入水平相比北宋又有所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南宋的腐败比北宋更加普遍化、系统化。官场腐败从行政系统蔓延到了民政、军政和司法等大多数领域。北宋中早期，对腐败官员的处理是非常重的。《宋史本纪》载，太祖“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56]。宋太祖为人宽大，官员犯其他错误或可宽纵，但贪赃问题不能逃脱处分。整体上，北宋对贪腐的处理都是比较重的。但是到了南宋，因为腐败已经普遍化了，法不责众，所以，本应处以重罪者，常常轻纵。“文官爱钱，武官怕死”，因此成了官场风气。南宋时期，官商勾结，举凡赈贷、盐政、漕运、专买、税关、营建、水利工程等，都成为官员大肆敛财的肥差。

我们讲过，宋代各府州都设公使库，作为宴请、馈赠官员以及供赴任、免职官员往来的支出来源。到了南宋，大吃大喝，请客送礼，成为官场常态，公使库因此也成为各地官场贪腐的据点，每年耗费的国家钱物难以数计。“扬州一郡，每岁馈遗，见于账籍者至十二万缗。江浙诸郡，每以酒遗中都官，岁五六至，必数千瓶。淳熙中，王仲行尚书为平江守，与祠官范（成大）致能、胡（元质）长文厚，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东南帅臣、监司到署，号‘上下马’，邻路皆有馈，计其所得，动辄万缗。”[57]一州一府的公使库成为当地长官、过往官员、朝中权贵搜刮聚敛贪污行贿的公开场所。

借公使库贪污，以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发生的唐仲友案最为典型。这一年，大儒朱熹在主持地方赈灾事务时，发现知台州的唐仲友“不公不法”之事甚多，遂上疏弹劾。唐仲友贪财黩货，可谓不择手段。按宋代国家规定，公使库不准进行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活动。而唐仲友自知台州以来，下令公使库以公家的粮食来酿酒、卖酒营利，赚钱归自己所有。“其所造酒，米麦之属，既并取于仓库羡余；而所收息钱，太半不曾收附公使库钱历，并是入己。”[58]对于公使库原有的本钱，唐仲友也命人伪作书札，假借馈赠官员的名义支出，实际上据为己有。

公使库后来实际上成了唐仲友的私家宾馆，他的亲戚常常来台州聚会，“频作宴会”，动辄流连数月，“临行馈送，各以数百千”，皆出自公使库。唐仲友的儿子结婚，几乎一切支出，“凡供账、从人衣衫、乐妓服装的置办”，都从公使库支钱。唐仲友还从家乡自家开办的彩帛铺以高价买来各类布匹、绢帛等及各色染料，拘系当地染色工匠，在唐仲友的家里“变染红紫”，除去婚礼所用，其余运回金华本家彩帛铺货卖取利。“其子亲会宴集经月，姻族内外，一文以上皆取办于公库。”

除了借公使库发财，唐仲友还有很多其他生财之道。比如他欺行霸市，在本地恃势低价收购水产品，运回家乡的鱼鳖铺出卖，还差遣本州士卒为他家贩运其他海产品，他还通过收取过桥费致富。唐仲友下令：“造置浮桥，破费支万余贯官钱，骚扰五县百姓，数月方就。初以济人往来为名，及桥成了，却专置一司，以收力胜为名，拦截过往舟舡，满三日一次放过，百端阻节，生出公事不可胜计。”[59]

至于在判案等事上贪赃枉法当然更不例外。唐仲友在知州任上“少曾坐厅受领词状，多是人吏应褒、林木接受财物，方得签押，无钱竟不得通。……每事皆有定价，多至数千缗，又纵狱吏百端乞觅，民间冤苦，不可胜言”[60]。

和绝大部分贪官一样，他还有生活作风问题。他与官妓行首严蕊相狎，秽名狼藉，“虽在公宴，全无顾忌”[61]。他还下令支用公使库钱买各类丝织品，将其分送严蕊和当地官妓四十余人，舆论哗然。

像唐仲友这样贪迹如此显著的贪官，又经朱熹这样的名臣大力弹劾，却难以受到处理。朱熹说：“伏念臣所劾赃吏，党羽众多，棋布星罗，并当要路。自其事觉以来，大者宰制斡旋于上，小者驰骛经营于下。”[62]受到了朝中关系网的极大阻力。朱熹六上奏章，才使其罢官。可见南宋官场官官相护，已成习惯，也就是说，腐败已经成了系统性现象。朱熹告倒了唐仲友，本人却受到官场的集体报复，落得“怨仇当路，踪迹孤危”[63]的下场，不得不引退。

所以在南宋官场，行贿者步步高升，坚持操守者遭受排斥，已经成为正常现象。这就导致社会公道不存，国家根本动摇。南宋一代，唯有孝宗时期曾经对贪腐进行过认真有力的治理，其他时代，已经有心无力，只能听之任之。晚宋名儒真德秀说他所处的时代“馈赂公行，薰（熏）染成风，恬不知怪”。

五

提到中国历史上的高薪养廉，人们总是习惯以宋代为例。不过总体来说，宋朝高薪养廉是否成功，无法一言而论。

这首先是因为宋代的高薪，只局限于中高级官员。应该说，北宋中前期，在中高级官员当中，高薪养廉是相当成功的。当然，这也与当时贪惩措施比较严厉密切相关。但到了北宋末期，因为腐败现象自下而上的传导，同时皇权与官权渐渐失去约束，中高级官员也出现了很多腐败现象。而宋代基层腐败的主要诱因，恰恰是因为低薪制。特别是吏员腐败与“无常禄”之间的关系至为明显。

所以宋代腐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低薪制导致的底层官吏腐败普遍化。到了南宋，低薪状况加剧，对贪腐的惩罚力度也不断减弱。与此同时，党争越来越严重，权力约束越来越弱化，官僚体系也日益呈现整体性沦落。

很多人把宋代当成高薪不能养廉的例子，并且夸张地说，宋朝是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全面的。其实，在权力约束比较有效，腐败未从底层传导上来之前，北宋的高薪养廉还是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