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无俸制”贪小便宜吃大亏

历史事实一再证明，薄俸甚至无俸，对一个王朝来说，总是占小便宜吃大亏之举。实行俸禄制度，从短期看，因为兴革之举会导致官民一时不便，但从长远看，对国家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一改革从制度上堵住了百官肆无忌惮地抢夺民众财产的渠道，百姓的负担实际上是大大减轻了。

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期，先后出现过数十个政权，这些政权的俸禄制度也有很大差别。

动荡时期，财政通常比较紧张，官俸水平往往不高。比如晋代实际俸禄水平很低，晋武帝坦承：“今在位者，禄不代耕”[1]。著名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去彭泽令，一方面固然表现了他心志高洁，另一方面也从侧面说明了晋代官俸之薄。陶渊明所说的五斗米，应该是日俸，换算成年俸，不过才一百八十斛。

南朝袭晋制，俸禄也很低。南朝陈时的著名清官褚玠就遇到过因为俸禄过低而无法返乡的窘事。褚玠为官“廉俭有干用”，当时山阴县官员与地方黑恶势力勾结，贪污受贿，“山阴县多豪猾，前后令皆以赃污免”[2]。皇帝遂命他为山阴令，前去治理整顿。他到任后，厉行打击豪强大户，成绩显著，不过离任时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没有路费。“玠在任岁余，守禄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县境种蔬菜以自给。……皇太子知玠无还装，手书赐粟米二百斛，于是还都。”[3]也就是说，他当县令时，仅靠俸禄生活，不谋求灰色收入，所以离职之时，竟然无力支付车船费用，只好留在县里，靠种蔬菜维持生活。直至皇太子得悉这一情况，资助他返回首都。

这类薄俸制下清官境遇悲惨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时有发生，而且情节也大同小异。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有件中国俸禄史上比较特殊的事值得一提，那就是北魏的俸禄改革。

中国历史上不光有薄俸制，在某些历史时期，还曾实行过无俸制。

这些实行无俸制的朝代当然大多数都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比如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一般都以战争抢掠为生，所以立国之初，北魏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俸禄。当时北魏文武百官的生活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朝廷赏赐的战利品。每当北魏王朝打了胜仗，那些随军将士和百官就过一次节。至于赏赐的内容，当然是抢到什么就赏什么，所以内容五花八门，既有金银器物、马牛猪羊、衣服首饰，还有俘获的人口，即所谓的“生口”。

比如拓跋珪天兴二年（399年），“破高车杂种三十余部，获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头。……班赐从臣各有差”。[4]

泰常八年（423年）四月，南攻刘宋后还军至晋阳，因为掠夺之物甚丰，所以“班赐从官，王公以下逮于厮贱，无不沾给”[5]。

始光三年（426年），出军攻打夏政权，获其“宫人万数，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以（赫连）昌宫人及生口、金银、珍玩、布帛班赉将士各有差”[6]。

一打胜仗，就有大量子女玉帛可分，这种山大王式的生活听起来当然很爽。但是也有问题，一个是赏赐不时，没有规律，二是分配严重不均，获得赏赐最多的当然是随军出征的将士及文武官员，留守的官员所获甚少，甚至根本捞不到赏赐。这些官员的生活当然会遇到困难。比如北魏名臣高允在任中枢机要官员中书侍郎时，“时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自给”[7]，“家贫布衣，妻子不立”[8]，其家“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出任机要，而家贫如此，可见北魏官员待遇水平是何等不公平。这不是高允的个别情况，《中国俸禄制度史》中说：“当时平城汉族文官因没有固定俸禄，又不能得到赏赐，以致衣食不足者，当不在少数。”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留守的文职官员和地方官员的主要收入就靠贪污受贿、“刮地皮”。史载当时无禄之官，“率是贪污之人”，“少能以廉白自立”，以至百姓视他们为“饥鹰饿虎”。北魏太武帝时，公孙轨出任虎牢镇将，“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两（辆），载物而南”，百姓登山怒骂以送。这当然是坏官。相比之下，所谓好官也不过是取之百姓时，手法比较“文明”而已。北魏文成帝时，崔宽任陕城镇将，“时官无禄力，唯取给于民，宽善抚纳，招致礼遗，大有受取，而与之者无恨。……家产丰富，而百姓乐之。诸镇之中，号为能政”[9]。也就是说，崔宽为官，因为国家不给俸禄，所以也不乏聚敛，但是聚敛之后，善于抚慰，且地方治理尚算有方，所以居然被称为“能政”，北魏其他地方吏治可想而知。

地方官员的贪腐给王朝治理带来了很多问题，他们过度剥削，压榨百姓，侵夺民产，导致地方残破、民不聊生，甚至无力上交国税，文成帝太安五年（459年）诏书称：“牧守莅民，侵食百姓，以营家业，王赋不充。”[10]还有的地方民众逃亡，土匪横行，“致令盗贼并兴，侵劫滋甚”[11]，商旅不通，国家当然深受其害。

所以北魏前期，皇帝们经常下诏，痛斥各地官员的贪污不法。比如太武帝太延三年（437年）诏书说：“内外群官及牧守令长，不能忧勤所司，纠察非法，废公滞私，更相隐置，浊货为官，政存苟且。”[12]太平真君四年（443年）诏书说，“牧守令宰”们不仅不能励精图治，“勤恤民隐”，甚至“侵夺其产，加以残虐”[13]。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年）诏书指责“牧守无恤民之心，竞为聚敛”[14]，太和二年（478年）又说：“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顷以来，遂各怠慢，纵奸纳赂，背公缘私，致令盗贼并兴，侵劫滋甚，奸宄之声屡闻朕听。”[15]可见北魏虽是新兴王朝，但吏治腐败程度较南朝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是官员获取收入的第二条途径，贪污受贿。

第三条则是与大商人勾结，通过经商牟取厚利。北魏前期虽然商业并不发达，但是官员经商之风却很盛。如上文所说，崔宽任陕城镇将，一方面剥削百姓，另一方面，因为“弘农出漆蜡竹木之饶，路与南通，贩贸往来”[16]，由此所获不少。官员经商，当然主要是利用手中职权，与富商大贾相勾结，垄断市场，强买强卖，牟取暴利。比如文成帝和平二年（461年）诏称：

刺史牧民，为万里之表，自顷每因发调，逼民假贷，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润屋。故编户之家，困于冻馁；豪富之门，日有兼积。为政之弊，莫过于此。[17]

旬日之间，获十倍利润。这哪是生意，简直是抢劫。所以官员们在分润自肥的同时，却导致了地方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基于以上种种情况，北魏皇帝们的惩贪动力是很强的。为了惩治贪腐，他们也开动脑筋，想尽了各种办法。太武帝太延三年（437年）下诏，号召天下百姓和官员，举报其官长和上级：“其令天下吏民，得举告守令不如法者。”文成帝太安五年（459年）下诏书，要求对官员们实行长期追责制，虽然任满调离或者退休，但是如果发现问题，也不放过，“牧守莅民……虽岁满去职，应计前逋，正其刑罪”。

北魏明元帝拓跋嗣的办法更为特别，他发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