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历代腐败背后的权力与财政

腐败首先是一个制度问题，其次才是道德问题。在制度层面，腐败的源头无疑是权力的不受约束和权力决定一切，但官员的薪酬或者俸禄水平是否能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是否和他们手中的权力匹配，则是诱发腐败最直接、最具体的原因。如果官员没有体面的收入，无论是崇高的道德说教，还是严厉的法律惩处，最终只能事与愿违。



第一章

汉代：为什么西汉清廉而东汉腐败


一个人如果生活不下去了，即便面对锋刃相逼，也会想办法去谋取收入，何况他们还手握地方财政大权。这就是所谓的“让渴马去守水，让饿犬去护肉”，让他们不去碰，是不可能的。在薄俸制下，虽然会有一些恪守操守的清官廉吏，但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不可能用这样标准去要求所有人。

中国历史上的吏治败坏时期，其政治病状通常是高度相似的。除了梁冀门者通过收门包致富这种后世也经常存在的手段，东汉官场还出现了腐败集团化、公开化，很多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以求自保。

一

所谓俸禄，就是官员的薪水。战国以前是没有后世意义上的俸禄的。因为那时是贵族社会，实行世袭制，没有今天所说的官员。夏商周的诸侯及其下级卿、士大夫各有自己的领地或者叫“食邑”。他们是自己领土的主人，代代世袭，领土内的一切财产，除进贡的之外都由他们自己支配。

打个比方，当时的王朝是由各级诸侯与天子共同持有股权的一个公司，大家都靠股息生活，只不过股份大小有别，所以根本不用发工资。这种体制也叫“世卿世禄制”。

“俸禄制”是伴随君主专制制度发展起来的。所谓君主专制，是指国家的产权收归君主一人，其他中层管理者不再与君主共享国家的股权，而是变成了君主的打工仔。有打工的，才有了工资，也就是俸禄。

战国时代是君主专制的萌芽期。因为各国激烈竞争，诸侯们不约而同进行改革，逐步废除不利于调动社会各阶层积极性的贵族制，也就是“世卿世禄制”，将其过渡为任命制。君主根据人们的功绩来封官授爵，按官爵高低来决定工资。

秦代是第一个全面实行俸禄制的大一统王朝。不过秦代留下的俸禄资料很少，《中国俸禄制度史》中根据部分存留下来的资料计算，秦代“五十石”之官，也就是一个基层小官，年收入为1712.5公斤小米，大约相当于五口之家一年的口粮。而一个“千石”高官，每年收入是34250公斤小米，已经可以维持相当优裕的生活。工资差别是相当大的，这也验证了历史记载的秦代“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1]的统治原则，也就是说，通过高官厚禄、拉大收入差距来刺激人们的积极性。

二

西汉的俸禄制度主要袭自秦代，中高级官员俸禄比较丰厚。汉元帝时，著名贤臣贡禹曾在上书中描述他家经济情况的变化。他说，未做官时，他家虽然有百亩田地，但是衣食不赡，生活困苦，做官之后，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臣禹……拜为谏大夫，秩八百石，奉钱月九千二百。廪食太官，又蒙赏赐四时杂缯绵絮衣服酒肉诸果物，德厚甚深。……又拜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奉钱月万二千。禄赐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2]

这则资料告诉我们，西汉的俸禄形式是比较现代化的，不再像战国和秦那样用粮食支付，而是主要以铜钱支付，也就是实现了货币化。贡禹在做相当于中级官员的“八百石”官时，月收入是九千二百钱。据汉简材料，汉代一斤（一汉斤约为250克）肉大约六钱或者七钱，则他的月收入在今天可以买大约七百零七斤（今天的斤）肉。《九章算术》卷七记：“善田一亩，价三百；恶田七亩，价五百。”也就是说，好地一亩三百钱，差地一亩七十余钱。则他的月收入可以买近三十一亩好地。

除了薪水，皇帝对中高级官员还会有不时的赏赐，赐给“四时杂缯绵絮衣服酒肉诸果物”[3]，所以，汉代中级以上官员收入还是比较高的。

汉代在建立之初，经济相对困难之时，就确立了中高级官员较高的薪俸标准，这是有着明确的“高薪养廉”的考虑的。汉孝惠帝说：“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4]也就是说，给官员们高薪，是让他们好好为百姓工作，最终落脚点也是为了民众。

所以董仲舒说，当时官宦之家一般实力都非常雄厚，可以大量购买田宅奴婢：“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5]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生活俭朴，晚上睡觉盖着布被。名臣汲黯认为这与他的收入状况不符，有作秀的嫌疑，因此上疏弹劾他：“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6]由此可见，汉代高级官员的生活待遇确实是非常优厚的。

与此同时，汉代法律对贪污受贿的处罚也非常严厉。汉初，官吏接受他人宴请被举报，就要罢官。“吏受所监临，以饮食免。”[7]汉代官员如果接受贿赂，或者通过经商谋取收入，则以“盗贼罪”论处。主政官员“盗直十金”，即判死刑“弃市”。如果收受礼物，则处以罢官，并且还要没收礼物以及处罚金。“受所监臧二百五十以上，请逮捕系治。”[8]二百五十钱在当时只不过能买一件比较好的衣服而已，可见处罚之重。朝廷鼓励百姓举报贪污受贿行为，还把没收之物作为对举报者的奖赏。

因此，西汉大部分时期和东汉前期，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属于官风较好的时期，中高级官员极少出现大面积贪腐现象。《二十四史》中，以汉代“循吏”，即清正有为之官最多，比如“仁爱好教化”、主动俭省用度的蜀郡太守文翁；“视民如子”“为百姓兴利，郡以殷富”[9]的南阳太守召信臣；厉行廉洁、立节自律、“身处脂膏”“不以自润”的姑臧长孔奋；“性公廉”、拒收贿赂的东莱太守杨震等。

三

但是汉代俸禄体系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高级官员与低级官员，以及官员与吏之间的待遇过于悬殊。

关于汉代官与吏的划分，一直有所争论。有些学者认为，汉代和秦一样，“六百石以上为官，六百石以下为吏。吏以二百石为界，二百石以上为大吏，以下为小吏”。但是也有学者提出疑问，因为如果按这个标准，一县之长级别为三百石到五百石，也要被划入吏的范围，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汉代二百石以上官吏都由朝廷任命，二百石以下才可由地方政府自行任命。所以有人主张应该以二百石为界，二百石以上为官，以下为吏。

不论如何，汉代高级官员和低级官员的收入差距是非常大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丞相的月俸钱，相当于中低级官员“比六百石”的二十倍，相当于二百石以下吏员的一百倍到六百倍。差距巨大。“百石”级的小吏，其年收入仅与普通农户一年的收入相当。汉代高级官员俸禄水平虽然很高，但是官吏整体平均月收入竟然不过一千三百八十九钱，甚至比不上“月二千”的，雇来替人服徭役的“更卒”。这是因为汉代高级官员数量很少，而基层公务员数量却非常庞大，所以平均数就被大大拉低了。因此我们说，汉代大多数政府公务员收入不高。从这个角度来看，汉代也应该属于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