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无俸制”贪小便宜吃大亏

类似今天财产公开的办法。他听说州县官员搜刮百姓特别厉害，就专门派一批使节到各地巡行，任务只有一项，就是查点官员的财产。巡行使节闯入官员家中，一项项清点财物。如果你不能证明是合法所得，那就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论处，一律视作赃物。明元帝还扩大了举报制度，诏令“守宰不如法，听百姓诣阙告之”[18]。试图发动群众的力量，共同打击贪腐，其做法有类于后世的朱元璋。

献文帝拓跋弘甚至设置“诸监临之官”，以此监察百官，“所监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与者以从坐论”[19]。与朱元璋贪污六十两剥皮实草颇为相似。

但皇帝们的百端治理整顿，几乎毫无成效。明元帝号召百姓举报不法官员，诏令下达之后，倒是群起响应，不过响应的都是地方上的流氓地痞。“凡庶之凶悖者，专求牧宰之失，迫胁在位，取豪于闾阎。而长吏咸降心以待之，苟免而不耻，贪暴犹自若也。”也就是说，这些地方上的凶恶之徒，专门搜集地方官员的过错，然后上门威胁，如果不给我好处，我就上报。地方官员不得不贿赂他们，回头加倍贪暴。其情形与朱元璋时期官员“朝杀而暮犯”十分相似。

清代史学家赵翼对这种情况有过评价：“是惩贪之法未尝不严，然朝廷不制禄以养廉，而徒责以不许受赃，是不清其源而徒遏其流，安可得也。”[20]可谓一针见血。

直到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北魏君主才想通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不给百官发俸禄，不可能达到地方吏治的清明。因此才把制定俸禄制度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北魏孝文帝以汉化改革闻名史册，他的俸禄改革其实也是任内的一项重要举措，只不过后世注意的不多。他将魏晋南朝的九品制由九个等级变为正一品到从九品十八个等级，加大了官员职位的差别，并据以分发不同数量的俸禄。此制直至明清，相沿不绝。但因史料缺乏，北魏俸禄标准具体多少不得而知。

俸禄制度的建立，结束了北魏政权建立以来一百年无俸的历史，也有利于整顿吏治。在颁行俸禄制度的同时，孝文帝厉行惩贪。孝文帝诏书中说，对官员的贪污行为，因为历史原因，既往不咎，但“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21]。规定极其严厉。

孝文帝说到做到，在冯太后的支持下，对于那些胆敢以身试法者频频出手，决不姑息。当时，任秦益二州刺史的李洪之与献文帝之母结拜为兄妹，所以“号为显祖亲舅”，此人“素非廉清，每多受纳”[22]，被人举报，孝文帝命人把他锁拿进京，亲自审问，力排众议，令李洪之在家里“自裁”。皇室梁州刺史临淮王拓跋提、汝阴王拓跋天赐及南安王拓跋桢，都因贪赃枉法，或发配边镇，或贬为平民。孝文帝派大批监察人员巡视全国，“纠守宰之不法，坐赃死者四十余人”[23]，至于流放之人，“岁以千计”，使得天下贪污受贿之风为之一刹。

当然，和历史上其他改革一样，这样一个重大的俸禄改革，也遇到了极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新制度奉行不便，感觉实在太麻烦了，还不如恢复过去的赏赐制简单明了。还有人认为，建立俸禄制，“增加了百姓负担”。

确实，孝文帝在宣布实行俸禄制的诏书中说：“始班俸禄……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24]每户老百姓要多交三匹布，多交二斛九斗谷，作为百官俸禄的来源。这样一看，似乎百姓负担大大加重了。后世那些实行薄俸制的君主，不给百官开足俸禄的理由也是以减轻百姓负担为说辞。但是，历史事实一再证明，薄俸甚至无俸，对一个王朝来说，总是占小便宜吃大亏之举。实行俸禄制度，从短期看，因为兴革之举会导致官民一时不便，但从长远看，对国家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一改革从制度上堵住了百官肆无忌惮地抢夺民众财产的渠道，百姓的负担实际上是大大减轻了。所以孝文帝接着说：“虽有一时之烦，终克永逸之益。”[25]

所以，虽然朝中激起了多次讨论，最终大部分人认为，还是俸禄制是长久之道：“洪波奔激，则堤防宜厚；奸悖充斥，则禁网须严。且饥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给人足，礼让可得而生。……今给其俸，则清者足以息其滥窃，贪者足以感而劝善；若不班禄，则贪者肆其奸情，清者不能自保。难易之验，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26]

历史事实证明，孝文帝的俸禄改革，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减轻了农民负担，整顿了吏治，因此保证了孝文帝时期均田制、移风易俗、实行汉化等其他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

可惜北魏的俸禄制度后来也遇到了和东汉后期一样的命运。北魏后期，因为战争等需要，财政紧张，多次削减百官俸禄，“太和中，军国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禄四分减一”。[27]百官实际只能领取三个季度的俸禄。孝明帝末，战乱四起，水旱灾害频发，财政窘迫，甚至向百姓预收数年租调，俸禄也很难再正常发给，孝庄帝时，干脆停止发放俸禄。“百官绝禄”，官员们又聚敛成风，政府再度陷入极度腐败，国家不久就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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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顾炎武、张京华：《日知录校释》上，岳麓书社，2011年，第510页。

[2]李延寿：《南史》，岳麓书社，1998年，第438页。

[3]李延寿：《南史》，岳麓书社，1998年，第438页。

[4]魏收：《魏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页。

[5]魏收：《魏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6]魏收：《魏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7]李延寿：《北史》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1124页。

[8]李延寿：《北史》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1124页。

[9]魏收：《魏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83页。

[10]魏收：《魏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9页。

[11]魏收：《魏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8页。

[12]魏收：《魏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8页。

[13]魏收：《魏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3页。

[14]魏收：《魏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3页。

[15]魏收：《魏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8页。

[16]魏收：《魏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83页。

[17]魏收：《魏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0页。

[18]李延寿：《北史》卷一至卷四五，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页。

[19]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795页。

[20]赵翼：《廿二史劄记》，中华书局，2008年，第148页。

[21]魏收：《魏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4页。

[22]魏收：《魏书》，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