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千年顽疾为何无良方

我说中国人和我们不同之处可以追溯到根本的出发点：中国人说人性善，我们说人性恶。中国人因而求助于教育养成的规矩；我们则通过“惩”，对违法进行治理和处罚，树立法律和规章。

——赫德

一

腐败是传统社会的顽疾，历代皇帝为了治理腐败，可谓绞尽了脑汁，想尽了办法。

比如鲜卑族建立的北魏，一开始非常腐败，地方官几乎无一不贪。北魏的皇帝们反腐决心很大，措施层出不穷，很多办法甚至非常“现代”。比如北魏太武帝建立“举报制度”，号召天下百姓，可以跑到皇帝面前直接举报其官长：“其令天下吏民，得举告守令不如法者。”[1]文成帝则要求对官员们实行“长期追责制”，虽然官员们已经任满调离或者退休回家，如果发现有经济问题，也绝不放过：“牧守莅民，……虽岁满去职，应计前逋，正其刑罪。”[2]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则发明了类似今天西方国家“财产公开制度”的办法。他专门派出一批使节到各地巡行，清查官员家里的财产。巡行使节事先并不告知，而是突然袭击，闯入官员家中，一项项清点财物。如果你不能证明哪些东西是合法所得，那就一律视作赃物，治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看起来，北魏皇帝们的制度创新能力已经接近那个历史时代的极致了。

但是皇帝们的百端治理整顿，几乎毫无成效，北魏前期的腐败程度在中国历史上绝对名列前茅。不但没有成效，有些措施还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比如皇帝号召百姓举报不法官员，诏令下达之后，各地倒是群起响应，不过响应的都是地方上的流氓地痞。“凡庶之凶悖者，专求牧宰之失，迫胁在位，取豪于闾阎。而长吏咸降心以待之，苟免而不耻，贪暴犹自若也”[3]。就是说，这些地方上的凶恶之徒，专门搜集地方官员的过错，然后上门威胁，如果不给我好处，我就上报。地方官员不得不贿赂他们，回过头加倍贪暴。皇帝的诏令反倒成了地方黑恶势力发财的机会。

五代十国时期，南汉皇帝刘鋹反腐方法更是出奇，为了防止官员们有私心，他选官是“阉然后用”。《新五代史·南汉世家》记载，刘鋹规定拟用官员均须先行阉割一下：“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阉然后用”。

为什么要采取如此奇葩的手段呢？刘鋹有这样一番解释：“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唯宦者亲近可任。”（《新五代史·南汉世家》）有家室子孙，官员们就不能做到公而无私。把他们全阉了，才能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

虽然采取了如此“独出心裁”的反腐奇招，但是南汉还是在刘鋹手中灭亡了。刘鋹在位期间，荒淫无度、统治昏庸，他宠爱一名波斯女子，与之淫戏于后宫，叫她“媚猪”，而自称“萧闲大夫”，不理政事。后来，他又将政事交给女巫樊胡子，连宰相龚澄枢和卢琼仙都不得不依附于她。大宝十三年（北宋开宝三年，970年），北宋大将潘美率军攻打南汉，南汉官员已经全部腐化，掌兵权的全是宦官，“城墙、护城河，都装饰为宫殿、水塘；楼船战舰、武器盔甲，全部腐朽”。这样的国家，怎能不亡？

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反腐手段更是残酷。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反腐措施最激烈的皇帝。《草木子》说，明太祖规定，地方官贪污受贿六十两以上，就要在土地庙前剥下皮来，里面填上草，放在官府大堂的公座边上，以提醒下任官员不要贪污：“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污者，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几乎无日不杀人。据说，朱元璋上朝时，如果把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这一天杀的人就少一些；如果把玉带低低地按在肚皮下面，官员们就吓得面如土色，这一天准得大杀一批。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

一般估计，朱元璋在反腐过程中杀掉的官吏在十万到十五万名之间，数量不可谓不多。由于诛戮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竟没有一个能做满一个任期，干到一半就被罢官或者杀头。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的太多，已经没有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徒流办事”“戴斩、绞、徒、流刑在职”的办法，叫判刑后的犯罪官吏，戴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

朱元璋还发明了通过群众运动来反腐。他发布了针对全国民众的《大诰》，号召底层民众起来，造官僚阶级的反。他在《大诰》中宣称，在他的帝国之内，百姓们如果痛恨某一官吏，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闯入官府，捉拿官吏，送到他面前来审判。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此令一下，在通往南京的路上，经常出现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

虽然力度如此之大，然而，朱元璋期望的良好吏治也没能出现，洪武一朝，贪污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众多！”弄得朱元璋连声哀叹：“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4]

而且允许百姓直接擒拿犯法吏员一举不久就显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群众运动的火候是最难掌握的。不久，就有许多地方的地方官为了政治利益，威胁利诱百姓们保举自己，打击他人，更有许多地方群众为了抗税不交而把正常工作的税收官员捉拿到京。这类事情远比真正捉到的贪官要多，弄得朱元璋一个劲儿地呜呼不已。在他死后，腐败更是迅速发展，大明最终以“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之一”被列入历史。

二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这些反腐措施不能取得治本之效呢？

原因很简单，这些措施都没有触及根本。

中国传统社会的腐败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种制度性腐败。它的产生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运转机制。

自秦朝至清末，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一个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历史。而皇权专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

皇权专制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用黄宗羲的话说，从秦朝开始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黑格尔则说，传统中国是“普遍的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隶”。这句话在中国史书中得到这样的注解：后梁宰相敬翔曾对梁末帝说：“臣虽名宰相，实朱氏老奴耳。”（《旧五代史·敬翔传》）

这种制度安排，使天下成了君主的世袭产业：“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确实，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整个国家就是给皇帝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其生存意义都在于为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