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因此，朱元璋称他为“老实罗”。但朱元璋对这个“老实罗”到底是真老实还是假老实还是有所怀疑，因此，有一天便服到罗复仁家去私访，恰逢罗复仁正站在一张折了一条腿的木梯上填补一块剥落的粉壁。朱元璋不觉感慨，说：“老实罗确实老实，是清廉之员，不用再修房子了，朕赏你一套新住宅。”于是赐给他城中府第。[9]
最为极端的例子是洪武朝官至正三品的通政使曾秉正，去职时竟“贫不能归”，实在没有办法，“鬻其四岁女”，充作路费。朱元璋一听，不仅没反省自己的低薪政策，反而勃然大怒，“帝闻（曾卖女一事）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终”（《明史·曾秉正传》）。
翻开明史，这类清官生活困苦，甚至饥寒的例子，随处可见。
另一个结果是，大部分官员不得不想“歪门邪道”来弥补自己的亏空。贪污腐败自然不可避免。
低薪薄俸为朝廷节省了大量的财政支出，也有利于培育出一批清官楷模。但与此同时，薄俸制也有巨大的危害：它容易诱发腐败，导致腐败的普遍化。权力笼罩一切，并不受约束。与此同时，官员们却又只能拿到极低的，甚至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薪水。这就形成了“渴马守水，饿犬护肉”的局面：让一条饥饿的狗去看着一块肥肉，那么无论你怎么打它、骂它、教育它，它还是要偷吃，因为不偷吃，它就活不下去。
西方学者戴维斯等人构建了相对剥夺理论。当人们感到相似的投入没有得到相同的报酬时，相对剥夺感就可能产生。剥夺感受的积累会引致行为失当，因此也为个人的腐败提供了借口。员工自感“相对剥夺”、士气很差的企业，腐败程度往往较高。
在生活艰辛之际，选择做清官的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人不可避免地把手伸向灰色收入，导致第一次“失身”。而“腐败”这件事，如同吸毒或者性行为一样，有了第一次，就很容易有第二次。因为你贪一次也是贪，贪两次也是贪。很少有人说，我一生就收过一次钱。所以低薪制很容易诱发腐败，并导致腐败的蔓延。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薪俸最低的两个朝代，这两个朝代后期的腐败程度之深，面积之广，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登峰造极的。这两者之间，并非只是一种巧合。
在低薪制或者无薪制下，人们想当公务员，动机绝大多数都是不纯的。传统中国的流行话语是“当官发财”，“千里做官只为财”。这些人一旦进入官场，就如同恶虎扑食，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危害极大。
腐败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会导致官僚体制失效，统治效率低下，严重危及政治稳定，甚至导致国家政权的倾覆。提高官吏俸禄从表面上看会增加百姓负担，但是，这其实远比官员毫无节制地盘剥百姓，给民众造成的痛苦要轻。
这个道理，统治者并不是不懂。我们看中国历史上，关于廉政与俸禄之间的关系阐述得已经非常充分了。早在先秦，管子曾经说过：“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汉宣帝、唐玄宗、宋太祖等很多皇帝都指出低薪注定导致贪腐。崔寔和白居易等大臣都曾经专门论证过合理的俸禄水平是廉政建设的基石，比如白居易这样详尽地分析：“臣闻为国者皆患吏之贪，而不知去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由也。臣以为去贪致清者，在乎厚其禄、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阙于家，虽严父慈母，不能制其子，况君长能检其臣吏乎？冻馁切于身，虽巢由夷齐，不能固其节，况凡人能守其清白乎？臣伏见今之官吏，所以未尽贞廉者，由禄不均而俸不足也。”白居易主张尽量“厚其禄，均其俸”，“使天下之吏温饱充于内，清廉形于外，然后示之以耻，纠之以刑”。
道理如此清楚，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统治者还是坚持实行低薪制呢？
低薪制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导致财政无力负担。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鲜明的规律，那就是历代官吏数量呈不断扩张的趋势。明代刘体健称“历代官数，汉七千八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到了明代，文武官员共十二万余人。
另一个特点是，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官吏数量比较精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不成倍增长。
比如唐代，初唐时厘定的京官定员只有640人。到了玄宗开元末期，京官人数达到2620人，外官人数则达到16185人。
宋朝草创之初，内外官员不过五千人，到了景德年间，已达一万多人；而皇祐年间，更是增加到两万多人。南宋只有半壁江山，但是，庆元年间，内外官员竟达四万余人。这是指官员。至于吏人数量，更是惊人，宋真宗一次就裁汰冗吏十九万余人。
明代也是这样。世宗嘉靖年间，刘体健上疏指出，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天下文职官吏数目不过“五千四百八十员”，武职官数在国初也不过为二万八千员。“自宪宗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全文武官数盖十余万。至武宗正德年间，文官二万四千六百八十三员，武官十万。”
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非常单一，传统赋税又主要只有农业税一途，官吏数量过于庞大，使得俸禄成为财政支出的第一大项。西汉末年，国家赋税收入“一岁为四十余万石，吏俸用其半”，官员俸禄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唐代中后期，“计天下财赋，耗歝之大者，惟二事焉，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国家财政支出，第一大项是军费，第二大项就是官俸。南宋初期，“百官有司之费，十去五六”。明代“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所以支付官俸成为财政上一大难题，为了节省开支，薄俸制就成为大多数时候不得已的选择。
那么由此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官僚系统为什么会不断扩张？
这里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官僚体系的存在虽然是为皇权服务的，但是一旦出现，它本身就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具有自我保护、自我繁殖的特点。按照公共选择学派理论，官僚机构本身是一个垄断组织，它垄断了公共物品的供给，缺少竞争机制，同时公共物品的估价存在困难，政府管理活动的输入、输出都是不可观察的。基于这些特点，官僚机构总是倾向于尽一切可能实现权力寻租，倾向于机构不断扩张，表现在官员数量上只能增不能减，既得利益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行政效率不断降低。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搞了多次公务员减员增效改革，然而，总的趋势却是愈裁愈多。大多数时候，减员改革都失败了。比如宋代“景祐三年正月，诏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余人诣宰相第喧哗，又诣衍第诟詈，乱掷瓦砾”。也就是说，当时皇帝命御史中丞杜衍负责裁减三司吏员。这些吏员怀疑这件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议的，十分愤怒，五百多个吏员集体跑到宰相府去闹事，然后又跑到杜衍家门口破口大骂，乱扔瓦块石头，进行抗议。这一事件发生后，朝廷虽“捕后行二人，杖脊配沙门岛”，但“沙汰”之举也被迫“因罢”。再比如清代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大规模减撤冗员，成为保守派官员强烈反击的起点，不几日，变法即遭失败。
第二个原因是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这也是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结果。官僚系统是君主专制的工具，官权是皇权的延伸，君主专制不断完善，注定官僚系统也不断延伸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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