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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祖拜达走了进来，她是阿里叔叔的妻子。怀里抱着刚生下不久的法蒂玛——他们以祖拜达母亲的名字为她命名。我们家族搬离亚历山德里亚的一个原因就是阿里娶了祖拜达。阿里当时二十四岁，祖拜达十八岁。家人都说祖拜达和阿里是绝配。因为她长得像个模特，又高又瘦，留着金色的长发。我们刚刚搬出来的时候，本来打算让泰太和阿里叔叔与他的新婚妻子住在下一个郊区的庞奇包尔。这情形大约持续了两个月。后来，有一天，三更半夜，泰太坐着出租车来到我们家。她对爸爸说，除了这个儿子，她没法跟别人一起生活。“即使你脾气不好，我也愿意，”她说，“因为你的脾气像你的父亲。”人们说我祖父脾气跟狮子一样。
    祖拜达一脸疑惑地走进泰太的卧室，刚才她的心思没在这儿，因为她接到一个电话，或许是一条信息。今天她来这里，本以为和往常一样，是来看望婆婆的。最近，每天家里都来很多人看望祖母。泰太生病唯一的好处是把家人聚在了一起。“发生了什么？”祖拜达瞪大眼睛问道。她看了一圈卧室里的人——爸爸、雅思明和阿米娜。易卜拉欣还有我母亲这时也在这儿。“发生了什么？”她又问了一遍。环顾四周，成年男女都在哭泣。“我们应该叫救护车。”我母亲对她说。祖拜达看着我母亲，她的眉毛拔得细细的，显得离眼睛很近。最后，她向床上望去。她突然松了手把法蒂玛摔了下去，但她毫无反应。婴儿掉在地上，发出尖声哭喊，像刚从子宫里出来一般。大约十秒钟，大家都没有回过神来，只是注视着祖拜达的反应。“噢，我的天！”她痛苦地叫喊着，突然哭起来。她走向前又退了回来，再次向前又退回来，不知如何是好。婴儿还在哭嚎，后来易卜拉欣叔叔把孩子抱起来，送进客厅。他出去时，我迅速站起来跟上他。这地方变得像个动物园。我坐在那儿，看着一个又一个家人变成了动物，他们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和三思而行的能力。这让我的胃里翻江倒海，嘴里泛起一股极其奇怪的味道，就像舔了一整天混凝土墙似的。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也变成动物了吗？或者更糟，我完全变成了一个旁观者？
    所有家具都被搬出客厅，取而代之的是摆成一圈的塑料椅子。人们坐在一起，有的在哭泣，有的在听室内播放的《古兰经》，还有一些在说话。我家的客厅和别人家的客厅相比要大些，平日里摆满了沙发。客厅尽头是另一个卧室，是妹妹璐璐和我们家族刚生下的女孩阿比拉的房间，还有一个电视房和厨房。我们几乎还没有用过客厅。通常只有父亲在那里会客。一旦家里来很多客人，女人们就和母亲到电视房里，男人们和父亲在客厅里。沙发是奶油色的皮革面料，中间通常摆着一个棕色的咖啡桌，上面立着一本打开的《古兰经》。爸爸每天晚上都诵经。今天，沙发和咖啡桌被搬到别的地方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搬走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搬的，更不知道到底搬到哪儿了。
    我们的家庭医生雅库布·阿萨德坐在那里等着。自从我们搬到拉肯巴，他一直照顾着祖母。阿里叔叔和纳德尔还有奥萨马叔叔坐在一起听阿姆·艾胡德大伯讲话。无论大哥说什么，阿里都点头。一颗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奥萨马叔叔的两根手指插在头发里，他一边听，一边不断缠绕着发卷，缠上、放开、再缠上。易卜拉欣叔用一只胳膊抱着法蒂玛摇晃着她。“我一直跟妈妈在一起。”他一边把孩子安顿好，一边大声说。易卜拉欣叔叔的口气让人觉得他像一个阿拉伯坏蛋，像迪斯尼版《阿拉丁》里的贾法尔。他从口袋里拿出一缕用黑色发带系着的泰太的头发。他让我感到沮丧。什么？你在炫耀自己保存了泰太的头发吗？你比我们其他人更爱她吗？你还记得自己曾经让泰太多难过吗？你记得吗？我希望得到那缕头发。给我吧，或者至少让我把它给尤切维德。他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时，我向他使眼色。法蒂玛这会儿在他的臂弯处静静躺着。他看着天花板。几年来，他一直琢磨着要把它粉刷了。他告诉我，他想把这石膏雕花刷成绿色和棕色，使它们看起来像真的植物。
    和其他房间一样，客厅里也有一根挂镜线，妈妈和爸爸挑出两幅画挂在那儿，一面墙上是朝圣者围绕在克尔白周围的图片。不是真画，是一个三维效果的金黄色的碟子，装在沉重的木质框架里，用黑色的背景布衬着。在伊斯兰教中，克尔白是最神圣的地方。我父亲和艾胡德大伯告诉我，那是伊玛目·阿里出生的地方——但这似乎只对我们部族有着某种价值。学校里没有一个穆斯林听说过这个，或是在乎过这个。据说，每年从伊斯兰国家到中东去朝圣的人能把克尔白围上几圈。然而，像部族里多数人一样，我的家人没人去过那里。我们也只是在客厅挂着描绘这情景的图画。
    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块四平方米的布，镶嵌在棕色相框里，这是父亲的岳父送给他的礼物，来自伊拉克。布面上写着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家人的名字，还有十二伊玛目的名字，全部是阿拉伯语，每一个名字都用一根不同色彩的丝线绣成；它同样也是以黑色的背景衬托。这幅字画在多数人家的房子里都会显得太大，但是在这儿，刚刚好，与宽阔的空间和高高的天花板正相称。易卜拉欣叔叔盯着那些名字，嘴唇翕动着。我想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他又在想些什么？他今天似乎很放松，甚至有些兴奋。他知道他曾给祖母带来多大的不幸吗？给我们所有人带来过多大的不幸吗？在亚历山德里亚的时候，曾经有个人手里拿着步枪到我们家。那人白皮肤、秃顶，棕色的胡子在嘴唇上方延伸开来直到嘴角外侧，像马蹄铁似的。那人说枪是他自己造的。“我要见易卜拉欣。现在！”他说。易卜拉欣叔叔不在家，当时家里只有妈妈、泰太和我。如果那天，我们中的某一个被那家伙打死了怎么办？易卜拉欣怎么能做到每天早晨醒来时不想这些？可是，泰太在想。她对我说过，她失去了儿子。或许，最后，她原谅了他。但是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不是她的儿子。我不知道没有母亲会是什么样子，我有两个母亲。今天，其中一个死去了，另一个的样子也好像要死去一般，可我还是有两位母亲。
    突然，我听见屋子前面传来堂哥努尔的声音，那声音在走廊里回响，听起来好像人还在外面的游廊。我完全忘记了他今天会来。努尔是艾胡德大伯的第二个儿子，他每周五都过来和我们一起在这儿度过周末。周五晚上我们一起去拉肯巴的“大众音像店”买碟片收藏。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收藏了一百一十一部电影，都堆在我的衣柜里。我们本该把这些碟放在努尔那里，但他来这儿的次数比我去他那儿的次数多，就由我来保管了。他上的是马利克维尔高中，他对同学们说，他叫诺亚，因为对于学校里的澳洲白人和亚洲孩子们来说，他的名字太难发音了。努尔比我大五岁，但这并不妨碍他喜欢一有空就和我待在一起。他星期五、星期六都在这儿睡，星期日阿姆·艾胡德把他接走。一直到学校假期来临之前，他始终保持这样。假期一开始，整整两个星期，他就一直在这里住着。
    我跟努尔本该很亲近，但是现在却无法面对他。我不愿意再看到对于祖母的死，另外一个出人意料的反应，尤其不想从他身上看到。我站起身向自己的房间走去，也许在他进来之前我能走到那儿。我快到房门口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