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实证时代

Polkinghorne）。波尔金霍恩是一位物理学家，师从保罗· 狄拉克、默里· 盖尔曼和理查德· 费曼，后在剑桥大学任数学物理学家，因此成为斯蒂芬· 霍金的亲密同事。1982年，他被任命为圣公会的牧师。在《超越科学》（1996）一书中，他的观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我们的科学、美学、道德和精神力量远远超过生存竞争之确切所需，如果我们只是将其视为生存竞争中偶然获得的、幸运的副产品，那就说明我们对其存在之谜所持的态度还不够严肃”；[3309]其二，“有意识的生命的进化似乎是宇宙历史中发生过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我们都感兴趣的是，为生命的进化提供可能的正是如此特别的宇宙”。[3310]事实上，波尔金霍恩相信造物主的存在，他的主要观点是人择原理，即宇宙为我们的存在准备了物理定律，宇宙的一切都拿捏得如此巧妙，这一切的背后一定有位造物主。与20世纪30年代伯明翰主教和英奇教长的观点相比，这是个新观点；但是波尔金霍恩关于上帝的说法停留在我们无法理解（可能也理解不了）的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与此前有关宗教和科学的说法并无二致。[3311]

布莱恩· 麦基在其思想自传《一个哲学家的自白》（1997）中这样写道：“我本人不信教，但我相信大部分现实对人类来说可能永远都是不可知的。在我们的社会里，我看到人们迫切希望了解那些不可知的事物。我发现，绝大多数人要么认为所有现实在原则上都是可知的，要么认为事物都有宗教的维度。但实际上还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即我们能够知道的很少，而这些知识也没有多少宗教的维度，这种知识观鲜有人考虑，在我看来却蕴含真理。”[3312]我在很大程度上赞同麦基的此类观点，我也同意他所说的“西方哲学大分裂”。他说，一边是分析哲学，主要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和英美哲学家，他们痴迷于科学及其影响，主要目标是“解释、理解和洞悉”。[3313]与之相对的是在英美被称为“大陆派”的哲学家，代表人物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也包括雅克· 拉康、路易· 阿尔都塞、汉斯—格奥尔格· 伽达默尔、尤尔根· 哈贝马斯，还能追溯到德国哲学，包括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这些哲学家不像分析哲学家那样痴迷科学，他们感兴趣的是弗洛伊德（和后弗洛伊德）心理学、文学和政治，其方法是修辞和派别，相对于理解，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评论。[3314]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分，因为它将一些最深刻的思想家划分开了，一边是科学，另一边是弗洛伊德、文学和政治。无论怎么做，我们似乎都无法摆脱“两种文化”的划分，不过，如果我说得没错的话，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要求我们这么做。一方面，科学/分析理性总体而言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另一方面，政治、派别和修辞理性则遭遇惨败。分析理性和主动/被动理性的强大为政治的修辞理性带来了它受之有愧的权威性。乔治· 奥威尔最先看到这一点并进行了明确的阐述。奥斯瓦尔德· 斯宾格勒和维尔纳· 桑巴特所说的英雄和商人的区别变成了英雄与科学家的区别。

但是，尽管如此，我觉得我们仍然可以有所作为，至少可以为未来的工作做些安排。从本书的叙述中，有一点非常清楚，在过去的20世纪里，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失败至关重要，并与政治灾难密切相关。在过去的20世纪里，科学、自由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学和大众媒体的成功开创了个人自由的时代，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个性化。这绝不是一般的成就，但是值得我们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例如美国种族问题处理不力，为这个世纪投下了阴影。看看卢旺达以及最近科索沃发生的种族清洗，都让人想起犹太大屠杀和康拉德的《黑暗心灵》。再看看犯罪、吸毒、非婚生子和堕胎的数据。所有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氏族、不同性别、不同家族、不同年龄段等各种不同群体之间关系的破裂。20世纪的发展使我们日益意识到自身作为个体的存在，却没有让我们懂得我们依旧是群体的成员，是休戚与共的群体成员，有着共同的责任和权利。在社会学领域，马克思的重要遗害是过分强调了一些群体（中产阶级、管理阶层）对另一些群体的奴役和剥削，导致关于不同群体之间其他关系的研究被严重忽视。在心理学领域，弗洛伊德强调所谓基于利己、敌对和竞争的个人发展，将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

因此，科学面临的任务很清楚，也很紧迫。科学应转而关注群体、不同群体的人、群体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相互关系，个人与自身所处的不同群体（家庭、性别、世代、种族、民族）之间的关系。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理解和控制诸如种族主义、强奸、虐待儿童和吸毒等社会问题。[3315]正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中所说，不同民族之间的首要区别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即群体文化。[3316]这些无疑是未来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最关键的课题。

有关科学、自由市场经济和大众媒体，我还想做最后一点说明。本书中的绝大多数观点来自象牙塔，远离喧嚣的市场。本书所提到的那些有思想的人大多不是为了金钱而思考的，而是因为他们满怀求知欲。彼得· 布鲁克和皮埃尔· 布列兹等人则刻意避开市场体制，这样他们的工作就不会受到市场考量的制约。出于同样的原因，为我们的知识生活和公共生活做出巨大贡献的大众媒体（BBC）也特意避开原始市场。我们应该知道，知识（特别是基础科学、伦理哲学和社会评论等）的产生，似乎都是不屈从于市场经济的人类活动，不过在这种体制下、在受保护的环境中，知识活动无疑会很活跃。大学已经发展成高度宽容的小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大学里拥有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观点、兴趣和技能的人能够探索出共同生活的诸多方式。我们永远都不应忘记大学是多么宝贵，对于前面各章以及“结语”中讨论过的很多当前问题，大学最有可能提供一条前行的道路，引领心理学和社会学走出当下的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