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实证时代

展专家。[3302]与其说社会学是意识形态的研究，不如说它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本身——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贫民窟与郊区的每一样差异都成为资本主义衰败的证据。每一项有关谋杀和自杀数量上升的统计都显示了美国社会的堕落，或者人们对美国社会的反抗。每个非婚生的孩子都是‘整个系统’失控的明证。”[3303]

在霍罗威兹看来，重振和重塑社会学的办法是通过它解决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详细且不带偏见地描述这些问题并加以阐释。他写道，犹太大屠杀就是最重大的问题，令人惊讶的是，社会学至今还没有给出恰当的描述或阐释。社会学应该向政府和公众施以援手的领域还包括毒品滥用、艾滋病，另外它还应当努力定义“国家利益”，以此制定外交政策。他还简要提出了社会学“经典”，列出了一份作者清单，称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社会学家都应熟悉这些作者。最后，他提出了一个与本章主题十分契合的观点，即“实证时代”（他称之为“实证泡沫”）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也不会带来我们希冀的理想社会。[3304]他说，最重要的是，社会学家的本分是帮助我们审视这种泡沫，探索我们该如何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在阅读霍罗威兹的这本著作时，读者会发现他结语部分的语气比开篇时积极乐观多了，但我们也不能据此认为社会学已然发生了变化；瓦解仍然是社会学的主要特征。

霍罗威兹的思想令我回想起我在本书“导言”中写过的话，事实上，在这部作品中，我一直尽力将话题与政治和军事事件拉开距离。正如一开始说过的，这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只是为了方便研究在传统历史中容易靠边站的一些重大而有趣的问题。不过，一旦涉及政治，本书所讨论的许多思想发现就必须做出调整，使其适应各国的治国方针。光是此类调整的理论与实践就能写出许多作品，而本书实在无暇作此尝试，因此有必要承认这一局限，只抓取我眼中的重点。

也就是说，谈到思想和社会问题的处理时，传统政治阵营中的任何一方（左派和右派）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左派试图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相结合，这种努力业已失败，这是必然的，因为这两种理论都是僵化、错误的（弗洛伊德的僵化和错误比马克思更甚）。后现代传统更擅长诊断和描述，却不擅长指引前路；只有一点除外，即它警告我们要提防那些吹嘘自己适用于一切人、一切地方和一切时代的“宏大”思想。

回顾这个世纪，尽管自由市场制度无疑取得了成功，人们还是要怀疑右派理论家是否有充分理由沾沾自喜。他们提出的观点往往实质上指向无为，让事情“自然”发展，似乎无为比有为更自然。例如，如果没有思及乔治· 奥威尔的作品，人们会觉得米尔顿· 弗里德曼或查尔斯· 默里的理论似乎很有道理。如果弗里德曼和默里在20世纪30年代笔耕不辍，那么他们肯定得为现状争辩，让经济顺其“自然”，无须干预。但是谁能怀疑奥威尔的作品在情感上引发了变化，再结合战争经历，使人们对待穷人的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无论福利国家如何令人不满，但它确实改善了世界上千百万人的生活条件。如果遵照放任派经济学家的观点，放任经济自由发展，这种改良就不会出现。

也许卡尔· 波普尔是对的，政治就像科学，需要（或者应该需要）不断地修订。在这种政治进化的视角下，建设福利国家可能是对某些经济环境的恰当回应。但是，一旦它造就了更健康、更富裕的社会，使更多人获得长寿，照顾到全体人民的医疗和经济状况，人们会不会又要求拥有更完善的物质环境呢？现在我们应该明白（这也是本书隐约要表达的一个信息），在人满为患的世界，在大众社会（一种20世纪特有的现象）的世界，每一次进步都会带来相应的退步或问题。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科学教给我们的两个道理，其重要性不分伯仲。科学向我们揭示了大自然的部分基本原理；它还教会我们，务实地、零敲碎打地改善生活是最成功的适应方法。我们应该提防那些所谓的宏大理论。

就在20世纪日益接近尾声时，贡特尔· 斯滕特和约翰· 霍根首先发现，科学的不足和失败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我们明白了科学所能揭示的和我们所能了解的东西在原则上是有限的。苏塞克斯大学天文学教授约翰· 巴罗在其1998年发表的《不可能性：科学的极限与极限的科学》中也提到了这些观点。[3305]巴罗在结尾部分说，“科学存在的唯一原因在于，自然容许的东西是有局限的。自然规律和不变的自然‘常量’界定了我们的宇宙与其他众多想象世界的边界。在想象的世界中，一切都有可能。……在很多方面，我们发现，日益增长的复杂性最终都导向了有限及自我限制的局面。最强大的理论往往遵循这样的发展路线：这些理论很成功，于是人们以为它们可以解释一切。……‘万有理论’的概念不时抬头。可是，有些事情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个理论预言了它无法预言的东西：它告诉我们有些事情就是说不清、道不明。”[3306]巴罗以库尔特· 哥德尔在1931年提出的理论为切入点，认为有些事情数学无法解释；有些局限源于人性，源于我们共同的进化传统，这些东西决定了我们的生物性，例如身材。我们能处理的信息量也是有限的，有关宇宙性质的大问题其实是没有答案的，因为光速首先就是有限的。原则上，混杂性和随机性是无法理解的。“无论是上帝的旨意，或是一堆相互连接的计算机，或是大脑中的‘表决’神经细胞，都不可能将个人的理性选择转变为集体理性。”[3307]

并非人人都赞同巴罗的观点，但是如果他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将在20世纪末感受到另一种变化，这也许是自伽利略和哥白尼时代以来最重要的变化：我们正接近实证时代的终结，等待我们的将是“后科学时代”。很多人认为，这一时代不可能马上到来，不要言过其实，因为正如约翰· 马多克斯所说，还有大量科学研究工作有待完成，仿佛科学一贯给人以希望，无论前路多么漫长，科学家终将解开宇宙之谜。假如真如巴罗等人所说，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谁知道会有什么结果？知识形式的进化接下去将走向何方？

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如艾略特所说，我们无路可退。科学的主要批评者怀着特有的世俗狂热，常常娴熟地阐述科学缘何不可能彻底解答哲学问题，除此之外，他们往往没什么要补充的，似乎更没有什么新说法。他们要么去回顾宗教时代，要么提出诸如海德格尔的“顺从”自然、“放任自流”的主张，还哀叹因为我们抛弃了上帝，“祛魅”已经不复存在，但至于“复魅”是否有意义，他们也不清楚。

在这些思想家中，英国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的观点最为明晰。他的《聪明人的哲学指南》（1998）直指现代主义和通俗文化的做作、扭捏和空洞，称其不能提供“成员体验”，而这种成员体验在共享宗教和高雅文化的时代曾经何其真实。他哀叹“在一个无从判断的世界里”，我们怎么能学会判断。他对科学持怀疑态度：“人类世界是一个意义丰富的世界，科学无法完全领会任何一种人类意义。”在斯克鲁顿看来，虚构、想象和魅力世界是最高的感召，因为它会唤起我们对自身境遇的关切、宽容、共同的情感、无法满足的渴望和无以言表的如同瓦格纳戏剧一样的“发展过程”。[3308]

斯克鲁顿怀念宗教，但并没有充分阐述宗教的可能性。最成熟的后科学宗教观可能来自约翰·波尔金霍恩（Joh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