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实证时代

· 维克拉玛辛赫。但是我一再发现，20世纪没有出现中国版的超现实主义或精神分析学，没有出现印度版的逻辑实证主义，也没有出现非洲版的历史年鉴学派。有关20世纪的发明和创新，无论怎么罗列，都不外乎塑料、抗生素、原子，或意识流小说、自由体诗，或抽象表现主义，而这些毫无例外都是西方的。

有一个人可能会为这种差异提供线索，他就是V. S.奈保尔爵士。1981年，奈保尔访问了四个伊斯兰国家，分别是伊朗、巴勒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他发现伊朗是个困惑而愤怒的国家：“这种困惑主要在于，这个高度传统的民族从沉睡中醒来，发现石油和金钱唾手可得，感受到了权力和侵害，认识到他们已然被全新的文明团团围住。”[3281]“这种文明无法制服，所以人们拒绝它，同时又依赖它。”[3282]他发现，巴勒斯坦是一个破碎的国家，经济停滞，“聪慧的人民几近歇斯底里”。[3283]他说，巴勒斯坦社会的失败，“使人们一再回头求助于信仰”。[3284]伊朗在感情上排斥西方，特别是西方对待女性的态度。他发现，伊朗没有工业，没有科学，大学几乎被极端教派扼杀，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思想上的恒定低温环境”。[3285]他发现，马来西亚人“缺乏竞争力”（他是指与华裔竞争，华裔占其人口的一半并在经济上主导这个国家）。在奈保尔笔下，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社会处于“麻木”状态；社会生活崩溃，人民不可避免地投奔信仰。[3286]他说，在这四个国家中，伊斯兰教过分地关注过去，这就妨碍了发展，而缺乏发展又意味着这些伊斯兰国家的人民不能应对西方带来的挑战。由此引发的“愤怒和无序”又将其禁锢于信仰中，如此循环反复。奈保尔在其著作中引用伯特兰· 罗素的话并非无缘无故：“历史让人明白，人类事务永无定论；静态的完美和终极的智慧均不可企及。”[3287]

奈保尔对印度则更加刻薄。他三次访问印度，并撰写了数部著作：《幽暗国度》（1967）、《印度：伤痕累累的文明》（1977）和《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1990）。[3288]他在1967年写道：“印度的危机……在于其腐朽的文明，它唯一的希望是更彻底地迅速腐朽。”1977年，情况似乎还不那么糟糕，不过这也许意味着迅速腐朽已经席卷整个国度。奈保尔对印度并非毫不同情，但是他在第二本书中依然不留情面。如下措辞随处可见：“印度的危机不仅在于政治，还在于经济。这个伤痕累累的古老文明的更大危机在于，它知道自己的不足，却缺乏奋力前行的知识手段。”[3289]“印度教……给［印度人］带来的是一千年的失败和停滞。它未能带来契约意识和国家意识。……它回避忍让的哲学从思想上削弱了人们的力量，更谈不上将人们武装起来应对挑战；它扼杀了发展。”[3290]

墨西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曾两次代表墨西哥出使印度，第二次更是担任驻印度大使。他撰写的《印度札记》发表于1995年，对这片次大陆表现出了更多的同情，特别赞扬了其诗歌、音乐和雕塑的成就。[3291]同时，帕斯并非不了解印度的不幸：“关于印度最独特也最能说明其本质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而是宗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在这片土地上共存。这个社会最富裕的阶层持最严格、最极端的一神论，同时这个国家还有最丰富多变的多神论，这不仅是历史的悖论，还是一道深深的伤口，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不仅相互对立，而且水火不容”；[3292]“13世纪末，最后一批大寺院建成了，而印度思想成为社会麻木的牺牲品，走向了停滞，伴随这种历史麻木的还有两种重要现象：佛教的消失和伊斯兰教在德里等地的获胜”；[3293]“印度文明开始漫长的沉睡，一直持续到今天。……由于伊斯兰教的存在，印度出现了一批高超的艺术品，特别是建筑，另外还有绘画，却没有出现任何新的原创思想。”[3294]

奈保尔有关次大陆的第三本著作《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发表于1990年，语气截然不同，总体而言更加热情洋溢，汇集了各种生动的记述，内容涵盖了电影制作人、建筑师、科学家、报人、慈善工作者，其中鲜少甚至几乎没有促人警醒的概述，而这恰恰是他早期著作的特点。在书的末尾，他这样总结：“如今每个地方的人都清楚他们是谁，该做些什么。……逐渐降临印度的精神解放不可能单单以释放的形式出现。……它还将以愤怒和反叛的形式出现。……但是如今的印度拥有两百年前所没有的东西：中央意志、中央智慧和国家观念。”[3295]他省悟到，印度社会正重新走向发展，走向复兴。[3296]

我之所以关注奈保尔的转向，是因为其中有令我讶异的地方，是因为奈保尔后期的赞美之词远远不能抵消他在早期著作中提出的重大思想，即以下两个方面存在着重大关联：一方面是宗教和政治的状况，另一方面则是创造力以及思想和社会的进步。这一关联有助于解释本书最终的形态，以及它为何没能更多地谈及非西方思想的发展。在此我无法提供一个全面的答案，因为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据我所知，也没有其他人做过这项工作。不过大卫· 兰德斯的著作《国富国穷》（1998，上文提到过）已经接近这个课题了。他也毫不客气，直接称阿拉伯民族、印度人、非洲人和非美洲人为“输家”。[3297]兰德斯引用的数据表明，即使殖民主义也并非全部糟糕透顶，并且指出知识的隔离是宗教极端主义的首要遗害，它导致了科技的落后。我们最好把兰德斯的著作看成是一种勇敢的尝试，是苦口良药，其目的是要给“衰败”的文化以震动和刺激，使它们面对现实。这个话题还有很多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

以上探讨的话题部分关乎心理学，部分关乎社会学。在《社会学的瓦解》（1994）一书中，罗格斯大学汉娜· 阿伦特荣誉社会学教授、交易与社会出版社（一家专业的社会学出版机构）社长欧文·路易斯·霍罗威兹（Irving Louis Horowitz）就他毕生奋斗的这一学科的处境及发展方向发出哀叹。[3298]他之所以写这本书，缘于1992年的一条新闻，即美国有三所大学的社会学系停办，耶鲁大学社会学系的规模也缩减了一大半。同时，社会学毕业生数量也从1973年的35 996人下降到14 393人。霍罗威兹清楚引起这种衰退的原因，他指出，这种衰退并不局限于美国：“我相信这门曾经伟大的学科如今即使没有腐臭，也已经发酸了。”[3299]他言辞激烈地表示，最重要的变化源于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学的入侵：即认为某种单一的变量就能解释人类行为：“因而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不满分子的聚集地，他们有着各自关心的事务，从同性恋权利到神学解放，不一而足”；[3300]“任何有关公共民主文化或普遍科学基础的概念都遭到质疑。意识形态专家戴上社会学家的面具，批评此类概念是危险的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甚至更糟糕地说它是帝国主义的主张。……社会学过去最擅长用实证研究支持人文学科，通过准确地了解目前的处境以使未来更好一些，如今这个优势已经消失殆尽。既然社会学的目标变成了重塑人性，对社会进行系统的大修，那么适合社会学研究的就只有革命性的过去和幸福的未来了。”[3301]他说，其结果是，那些认为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相关的学者都抛弃了社会学，其中包括社会规划者、刑罚学者、人口统计学家、犯罪学家、医院管理者和国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