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实证时代

都认为成年后的自己与童年经历及我们与父母之间的矛盾有一定的关系。但是，1998年，一位曾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被开除的心理学家朱蒂思·里奇·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发表《教养的迷思》。她提出，其研究成果与传统观念相悖，家长对孩子的影响没有那么大。相反，重要的是孩子的同辈群体，即其他年龄相仿的孩子。这在欧美心理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她提出了大量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从而颠覆了弗洛伊德长达一个世纪的胡言乱语。[3271]在弗洛伊德的影响下，一种带有原始社会色彩的观点在20世纪蔚然成风，即疯子对人类处境有独到的看法。如今，这个观点不仅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而且还断送了精神病患者的幸福。

罗伯特· 赖特还从其他角度用进化论思想进一步质疑了弗洛伊德主义。他在《道德动物：我们为什么会如此》（1994）中写道：“人为什么会有死亡本能（‘死之欲’）［弗洛伊德如是说］？为什么女孩子渴望拥有男性生殖器（‘阴茎嫉妒论’）？为什么男孩子想与母亲发生性关系并杀死父亲（‘俄狄浦斯情结’）？如果你设想这类冲动的背后是特定基因在起作用，那么这些基因必然不会在狩猎采集部落中大面积扩散。”[3272]

20世纪90年代中期，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的一场展览使有关弗洛伊德及精神分析学的困惑显露无余。这次展览原本为庆祝精神分析学的百年华诞而举办。[3273]然而，展览的消息一经传出，包括奥利佛· 萨克斯在内的众多学者都表示反对，认为筹备会充斥着弗洛伊德的“忠臣”，展览会有可能变成宣传会和传诵会，“对近年来有关弗洛伊德的观点修正置若罔闻”。[3274]在1998年发布的有关本次展览的宣传册上，无论是撰写前言的国会图书馆馆长，还是编辑，都对这一争议只字未提。即便如此，它也未能完全避免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问世将近一百周年时遭到质疑。有两位作者撰写论文，称弗洛伊德的观点不可靠、经不起检验，“与目击宇宙飞船”无异；还有两位作者，其中之一是《倾听百忧解》的作者彼得· 克雷默（Peter Kramer），他虽然承认弗洛伊德有其影响力，却认为他的观点并不可信。例如，值得注意的是，宣传中有大量篇幅谈及弗洛伊德的“勤勉”、“勇气”和“天分”，声称“与其说他是一名科学家，不如说他是一名有想象力的艺术家”。[3275]如今，就连精神分析学家也普遍承认，他有关女性、原始狩猎采集社会，以及“原罪”的观点都是令人难堪的异想天开。因此，正如批评家保罗· 罗宾逊所说，我们处于一个矛盾的境地，即2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竟有如此重大的错误。

这种修正性的批评并未止步于弗洛伊德。1996年，哈佛大学的科学历史学家理查德·诺尔（Richard Noll）发表了《荣格崇拜》，两年后又发表了《雅利安救世主》。[3276]这些著作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其激烈程度绝不亚于围绕弗洛伊德的争论，因为诺尔认为荣格在早期研究中撒了谎，在其笔记中捏造日期，从而认为患者对诸如神话故事等事情的记忆属于“集体无意识”，而不是儿时获得的。诺尔还详细证明了荣格的反犹主义，批评当代的荣格心理学派担心吓走潜在客户而不愿对其思想加以检验。

有关荣格学派商业性的一面我们暂且不提。更重要的是，当其与弗洛伊德的缺点并置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20世纪心理学的根基是缺乏观察数据，以及与神话无异的理论，其特点是异想天开、古怪，有时全然是欺骗。长期以来，心理学已经被弗洛伊德和荣格带入歧途。弗洛伊德理论本身的表面合理性正是其最成问题的特征。我们花了整整一个世纪才走出其阴影。我们只有摆脱了弗洛伊德的思维模式（奥登称其为弗洛伊德“思潮”），才有可能以必要的新方法看待我们自身。恰在此时，伴随神经科学所取得的最新进展，达尔文让我们看到了此时仅有的希望。

在拉塞尔· 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1987）和约翰· 布罗克曼的《第三种文化》（1995）中，我们可以看到一股有关知识进化的潮流。[3277]雅各比描述了美国社会中“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他说，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丹尼尔· 贝尔、简· 雅各布斯、欧文· 豪和约翰· 肯尼思· 加尔布雷思等人还生活在市区不羁的文化人聚居区，为公众写作，提出并探讨公众（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公众）关注的问题。[3278]但其后，他们就消失了，或者说，在他们之后新一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从此缺席，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雅各比的著作问世，知识界的知名人士依然是贝尔、加尔布雷思这批人。[3279]雅各比认为，这种情况的成因有：文化界走向堕落，遭遇垮掉的一代，进而迷失在郊野；随着反犹主义的退潮，市区犹太人逐渐摆脱边缘地位；斯大林暴行被揭露，导致左翼势力衰退；最主要的是，随着大学的扩张，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学校，追求教职和名利。[3280]虽然这种观点对克里斯托弗· 拉什、安德鲁· 海克、欧文· 路易斯· 霍罗威兹或弗朗西斯· 福山等近代知识分子不太公平，但是雅各比的说法还是有其中肯之处。正如我们在本书“导言”部分所引用的约翰· 布罗克曼的观点，这是因为科学所带来的政策和哲学衍生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所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功能已经被科学家所取代。根据雅各比的描述，分析哲学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学里取得了完胜，但是对布罗克曼提及的科学家们而言，取得完胜的是他们的科学哲学，科学哲学更先进、更有价值。这就是正在发生的观点和知识形式的进化。

最后，在思考知识形式的进化时，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在“结语”开头提到的科学、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之间的关联。也许读者已经注意到本书没有提及一样东西，正是这种缺失使这三者间关联的恰当性和重要性显得分外清楚。我指的是非西方思想家的相对缺失。在构思本书时，我（和出版商）的意图是想尽可能把本书写成一部国际化的、多元文化的文本。按照原计划，这本书不仅要谈论欧洲和北美的思想，还要关照非西方的主要文化，认识它们的重要思想和思想家，包括哲学家、作家、科学和作曲家。在准备过程中，我接触了一些学者，他们专门研究主要的非西方文化：印度、中国、日本、南非、中非及阿拉伯世界。我震惊（这个词还不足已表达我的震惊）地发现他们都（我毫不夸张，绝无例外）给出了相同的答案：20世纪非西方文化中没有出现任何可以与西方思想相媲美的著作。考虑到全书对种族主义的涉及，我必须澄清，这些学者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拥有非西方文化背景。他们中不止一人认为，在20世纪，其所属的（非西方）文化所做的努力，主要是与现代性寻求妥协，学习如何应对或回应西方的方法或西方的思维模式（主要是民主与科学）。这再次突显了第30章中提过的弗朗兹· 法农和詹姆斯· 鲍德温的观点，即对很多群体来说，目前而言他们的文化要义就是求得生存。对这种回应，我感到惊讶，来自不同背景和不同学科的专家给出的说法如此接近，这就更加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

当然，20世纪也有一些重要的中国作家和画家，我们也能想到一些重要的日本电影导演、印度小说家和非洲戏剧家。有些人在这本书中已经有所提及。我们查看了正蓬勃发展的印度历史编纂学的修正主义学派。非西方背景的著名学者几乎是家喻户晓，比如爱德华· 萨义德、阿玛蒂亚· 森、安妮塔· 德塞或钱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