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实证时代

样，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3259]谈到弦理论，马多克斯则坚决反对：如果弦存在于多种维度，它怎么能与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相关联？他认为弦理论不过是一种隐喻，即我们对时间或空间的理解可能犯了严重的错误，物理学过于关注他所谓的“不同构件的命名”，匆忙之间无法得出正确的认识。马多克斯对科学进步所持的保留意见令人耳目一新，因为他曾经是位无懈可击的编辑，他曾率先同意有关这些理论的众多文章的刊载。他确实同意霍根的观点，认为生命本身也是一种有待21世纪解开谜底的神秘现象；癌症终将被攻克；在认识遗传和个体特征的关联方面将取得巨大进步；在其他问题或神秘现象之中，最重要的问题或者最神秘的现象仍旧是人的意识。

在第39章，我们谈到的进化思想在意识领域中的应用只是新达尔文主义者最近关注的几个领域之一。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处于“普遍达尔文主义”的时代，其运算方法几乎无所不在：进化宇宙学、进化经济学（从而还有进化政治学），以及技术的进化。但是新达尔文主义者和极端达尔文主义者最激进的观点可能仍旧与知识本身相关，它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是否正在经历一个知识形态进化的时代？[3260]我们无疑正处于实证的时代，科学正取代艺术、人文和宗教，成为最主要的知识形态。想当年，我们在第1章提到过，在20世纪初的德国，马克斯· 普朗克一家还认为，作为一种知识形态，人文学科优于科学。理查德· 霍夫施塔特等人率先表示，这一切可能正在发生变化，他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相对于小说，纪实文学和社会学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反而更为巨大（见第39章）。我们也来看看，面对科学取得的成就，尤金· 尤内斯库说了些什么：“我怀疑艺术已经没有出路”，这言论发表在1970年。“就目前的形式而言，它确实还没有走向死路。过去，作家和诗人被尊为先知和预言家。他们具备某些直觉，远比同时代的人敏锐，更妙的是，他们某些惊人发现要远远胜过科学发现，而科学往往要到25年甚至50年以后，才会得到确认。……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科学不断取得巨大的进步，而作家的主观发现却进展不大……文学还算是一种知识吗？”[3261]

在《文学之死》（1990）中，艾尔文· 克南引用了乔治· 斯坦纳的话：“今天的我们都在见证古典的阅读时代逐渐走向终结。”[3262]克南本人如是说：“人文主义的传统通过学习，通过充分的阅读和写作能够走向最终真理，这个梦想在我们这个时代正走向破灭。”[3263]他毫不迟疑地指出了罪魁祸首。“电视不仅是新瓶装旧酒，还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和诠释世界。它用视觉形象取代了语言，用简单明了取代了复杂隐晦，用暂时取代了永恒，用情节取代了结构，用戏剧性取代了真实。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文学能与电视共存；但是当读者变成观众，随着阅读能力的下降，随着电视屏幕上看到和感受到的世界变得更加形象和直接，人们将不可避免地不再相信基于文字的文学，文学与电视共存的可能性将不复存在。”[3264]“正如吟游诗歌和英雄史诗是部落口述社会的产物一样，文学可能始终是印刷文化和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在电子时代，文学将会消失，或退居至纯粹的仪式性角色，也许就有点像中国的京剧。”[3265]

天文学家约翰·巴罗（John Barrow）和前文提及的贡特尔· 斯滕特均对艺术领域的进化过程阐述过看法，认为“它平稳地解放了艺术家的创作束缚……随着传统、技术或个人偏好等加诸其身的束缚一一得到解放，最终结构在形式上不再程式化，更接近随机，也更难将其与处于同样自由状态的其他人创作的作品相区分”。[3266]斯滕特相信，音乐其实也像其他艺术门类那样进化着。例如，研究显示，为了讨好受众，音乐必须在满足听众的期望与推陈出新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如果旋律太过熟悉，听众就会觉得无聊；如果太新奇，就容易显得“刺耳”。偏爱数学的物理学家居然专门计算出了音乐的熟悉度/新奇性比率，斯滕特也指出：“最早的古代音乐有着节奏严谨的鼓点，它在每个层面上都竭力将束缚发挥到极致，然后加以释放，再进入自由表达的新层面。从古代到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巴洛克音乐和浪漫主义音乐，再到无调性音乐和现代时期，每个阶段都有进化，束缚日渐松散，前一阶段的各种新奇模式都被耗尽之后，进而驱使音乐迈入下一步。……20世纪60年代，这种进化过程达到高潮，约翰· 凯奇等作曲家挣脱一切束缚，让听众根据自己听到的声音自由创作：这简直是声学版的洛夏墨迹测验。”[3267]约翰· 巴罗补充说，其他创造性活动（如建筑、诗歌、绘画和雕塑）都呈现出类似摆脱束缚的趋势。他写道：“斯滕特怀疑，它们都非常接近某种进化的渐近线：一种要求纯粹主观回应的最终无结构状态。”[3268]

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也以类似的方式提出，达尔文主义促进了知识形态的进化。用他的话说，诸如道德、政治、艺术、文学、科学等诠释世界的各种方式，“假借达尔文主义的视角，都是原始的权力斗争。斗争中会出现胜利者，但我们往往没有充分理由指望胜利者便是真理”。赖特称之为“达尔文式的犬儒主义”（Darwinian cynicism），并将其与后现代感性相提并论，后者将人类交流的各种方式看成是“权力话语”，认为“反讽的自我意识是当代的秩序”，由于个人无法避免“自助式操控”，所以人不能把理想当回事。[3269]基于这一分析，后现代主义本身已经进化了，作为看世界的方式，它与音乐、诗歌、绘画一样，已经走到尽头。福山在书写历史的终结时，还不清楚他开启了怎样的时代。

在20世纪，很多艺术形式之所以被视为不尽如人意的知识形态，还有一个原因是现代主义者对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的依赖。在此，我赞同英国的诺贝尔奖得主彼得·梅达沃（Peter Medawar）爵士的观点，他在1972年将精神分析认定为“20世纪思想史上最悲哀、最古怪的一件大事”。[3270]弗洛伊德于1900年向全世界揭示了无意识，几乎在同一时间，人们发现了电子、量子和基因。与弗洛伊德的发现不同的是，后三者通过一个又一个实验得到证实，并得到发展和丰富，而弗洛伊德主义却从未获得任何明确的实证支持，无意识的系统观点以及自我、本我和超我的心理三分法也变得愈发牵强。在我看来，弗洛伊德的失败将带来深远的影响，因为没有人想过其失败将带来怎样的后果，一旦如此，心理分析学就亟待重新评估。例如，如果弗洛伊德确实错得离谱，那么它将置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等几乎所有现代艺术于何地呢？更不用说理查德· 施特劳斯的“弗洛伊德”戏剧（如《莎乐美》与《厄勒克特拉》）和包括D. H.劳伦斯、弗朗茨· 卡夫卡、托马斯· 曼和弗吉尼亚· 伍尔夫等在内的众多现代作家的重要小说了。我并不是说这些作品缺乏美感或愉悦感，而是说，这些作品的含义必定会因此而大打折扣。它们的存在并非完全归功于精神分析学，但是如果精神分析学失去了大部分含义，它们还能维持思想上的重要性和合法性吗？它们会不会因此成为时代性作品？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上面提到的小说、绘画和剧目曾经促进了有关人性的某些观点的接受和普及，可如今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缺乏一切相反的证据。如果事态果真如此，其整体效应是不可估量的。例如，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