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实证时代

我不希望再重新感受

实证时代那摇曳的光芒

T. S.艾略特，《圣灰星期三》，1930年

谁能怀疑艾略特的感受：20世纪是实证的时代，它的荣光，无论多么耀眼，却仍旧摇曳。他极为不满地继续分析道：

因为我知道时间永远是时间

地点始终是地点并且仅仅是地点

真实的东西只在那个时间是真实的

只在那个地点是真实的

我对事情的现状感到欢欣……

因此我欢欣，只得去构筑

令人欢欣的某样东西

……

因为这些翅膀不再是翱翔的翅膀

而仅仅是拍击空气的羽翼

那空气现在渺小且平淡

比意志更加渺小且平淡

教导我们操心或不操心

教导我们坐定。[3238]

艾略特创作这首诗的时间正逢物理学的黄金年代，也是海德格尔的黄金年代，其后二者都走向了衰落。艾略特所说的“教导我们坐定”，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顺从”。顺从世界本来的样子并为之欣喜、欢庆，不要总想着阐释这个世界。珍惜这份神秘，它让我们随心所愿。但是这首诗的下半部分内容及其哀伤的语调清楚地表明，艾略特并不完全满足于此。与其他太多人一样，他发现科学进步太有说服力了，已经完全无法回到原状。对于已知的事物，他不了解的地方和常人一样多。但是，作为诗人，他可以记录正在发生的一切。《圣灰星期三》发表于1930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它可能是20世纪三股伟大的知识力量趋于明显的最初时段。这三股力量分别是科学、自由市场经济和大众媒体。

当然，这并不是说，科学、自由市场经济或大众媒体是在20世纪才出现的现象，它们并非如此。但是20世纪一些重要的方面表明，这些力量都在这个时代获得了新的潜能。在20世纪20年代，大家对此已经有目共睹。

在《圣灰星期三》发表的时代，科学界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埃德温· 哈勃的发现，正随着这个世纪的深入而日益积聚能量，远远超过艾略特或其他任何人的想象。且不提个人发现产生的影响，知识界出现了一个最重要的发展，它无限加强了科学的权威，改变了人类对自身的看法：那就是科学开始汇聚一堂，多门学科从不同的角度讲述同一件事情。首先，物理学和化学走到了一起，然后是物理学和天文学/宇宙学，接着是物理学和地质学，最近则是物理学和数学（不过这两个学科一直走得很近）。经济学和社会学也以同样的方式融会贯通。生物学也以遗传学的形式与语言学、人类学和考古学相结合。在惰性物质如何相互结合蜕变出生命的问题上，生物学和物理学暂且还没有联姻，但是它们早就发生了交集，在上一章提到的伊恩· 斯图尔特的研究中，物理学和数学帮助解释了生物结构；在经过扩展的进化概念中更是如此：它从大爆炸开始娓娓道来，穿过几十亿年的宇宙历史，谈到银河系、太阳系、地球、海洋和陆地的形成，一直谈到生命本身和动物及植物在地球上的分布。这无疑是前所未有的观念，是最强大的、基于经验的主观观点。

这种叙述的最后一层最近才由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提出。戴蒙德是加利福尼亚医学院的生理学教授，也是一位人类学家，一直在新几内亚工作，曾经于1998年因《枪炮、病菌与钢铁》荣获隆普兰克科学书籍奖。[3239]在这本书中，他阐释了最近1.3万年（即最后一次冰川纪以来）整个人类的进化模式，给出的答案既大胆又具原创性。他特别关注为什么是进化使欧洲人在1492年及其后的岁月里发现并征服美洲，而不是相反。比如说，为什么印加人没有自西向东横渡大西洋征服摩洛哥或葡萄牙？他发现答案藏在地球的整体布局中，特别是陆地在地球表面的分布中。简单地说，美洲和非洲的大陆主轴是南北向的，而欧亚大陆的主轴则是东西向的。[3240]其意义在于种植植物和饲养动物更易于在东西向之间传播，因为类似纬度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相近，拥有相似的平均气温、降水量或日照时间等。与此相反，南北向传播则相对困难，从而限制了饲养动物和种植植物的传播。因此，与非洲或美洲大陆相比，牛、绵羊和山羊在欧亚大陆上的传播要迅速、彻底得多。[3241]戴蒙德认为，农耕技术的传播使欧亚大陆的人口密度大于其他大陆，这一现象反过来又产生了两种后果。第一点是不同社会之间的竞争促进了新的文化实践，尤其是武器的发展，武器在征服美洲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第二点关系到动物（主要是饲养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疾病。这些疾病只在人口数量较大的人群中发生，如果未建立免疫系统的人群感染这些疾病，就会丧命。戴蒙德认为，世界格局就是这样形成的。从进化角度来看，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非洲拥有“600万年”的启动期，却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为它被隔绝了，三面是海洋，北面是沙漠，而且在其南北向主轴中，能够饲养的动物或可供种植的植物种类较少。[3242]

尽管有人批评戴蒙德的说法（扩展版本的长时段），认为它只是一种猜测（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的说法一经接受，就在某种意义上为人类的一类思想画上了休止符，揭示了缘何世界上不同种族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或者在公元1500年时已经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戴蒙德消解了当时仍旧甚嚣尘上的、试图证明欧洲人比其他人种优越的种族主义情绪。他用科学反驳了那些试图在社会上制造混乱、在20世纪末依然大行其道的观点。

科学的根本意义，如果还需要深入阐述的话，还表现在20世纪德国和法国的不同命运上。在1933年以前，在众多思想领域，德国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这种探索精神受到了希特勒的破坏，至今未能恢复。（还记得艾伦· 布卢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中对德国文化的广泛引用吗？）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有关疆域和生存空间的战争。从某种现实意义上而言，它还是思想的战争。在法国，情况则不一样。很多大陆思想家，特别是来自德语地区的法国人，试图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相结合，这是20世纪重要的思想活动之一，可能也是最没有出路的蠢事，结果导致法国思想家无视“硬”科学取得的进步。用思想界的话来说，它在英语思想和法语思想之间制造了一种文化分裂。

20世纪第二股重要的力量是自由市场经济，并且由于苏联于1917年开始并一直持续到80年代的伟大“实验”，这股力量显得尤为突出。由于敌对制度的存在和共产主义的随后崩溃，人们开始注意到自由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这可能是在大萧条时期创作《圣灰星期三》的艾略特所无法想象的。自由市场制度取得了完胜，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92年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以示庆祝。[3243]福山曾应艾伦· 布卢姆之邀到芝加哥大学发表演讲，以此为基础，他开篇就指出，在过去的几年里，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取得了胜利，并称这标志着“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也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3244]他所指的不仅是俄罗斯，某种程度上说，还包括众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