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文化战争

相像。”[3176]

这位“恋爱中的布鲁姆”很了不起，他对批评者和反对者完全不予理会，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屑提及。这么做违背了科研的精神，但是布鲁姆的观点是：这是艺术应该仿效的东西，这正是伟大艺术赖以存在的情感。个性化可能是20世纪的一个大问题，但是莎士比亚早就捷足先登了，而且至今无人能与之比肩。他是一个值得膜拜的人，而我们始终都生活在他的作品中。

加入布鲁姆阵营的另一位著名斗士是学术圈的波阿狄西亚，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她是《公共利益》杂志的创始人欧文· 克里斯托（另一位创始人是丹尼尔· 贝尔）的妻子，是一名历史学家，而她批评的对象更宽泛。在《看进深渊》（1994）中，时任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荣誉历史教授的希梅尔法布抨击了披着各种外衣（从文学理论、哲学到历史）活动的后现代主义。[3177]她反对文学理论的论点是，文学理论本身已经取代文学，成为研究对象，在此过程中，它剥夺了读者在阅读伟大著作时获得的“深刻的精神和情感”体验，她称之为“潜伏在‘深渊’底部的怪兽”。[3178]她说，其结果就是“现代主义的怪兽突变成后现代主义的怪兽：相对主义突变成虚无主义，非道德突变成道德败坏，非理性突变成疯狂，性向偏差突变成各种性变态”。[3179]她极度反感德里达和保罗· 德曼等“解构主义先驱”以及他们对文学的所作所为，认为其目标的政治色彩大于文学色彩（这一点他们本人应该也同意）。她抨击年鉴学派：她欣赏费尔南· 布罗代尔在集中营里凭着记忆撰写第一部著作的不屈精神，但她认为其“长时段”概念使他在诸如大屠杀之类的事件上不可避免地保持了歪曲的视角。她认为自由主义的新敌人正是自由主义本身。她感到自由主义如今已经自由到不要求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探寻真理的程度了。“后现代主义者不仅否认绝对真理，而且否认偶发的、局部的、渐进的真理。……用这个学派的术语说，真理是‘极权的’、‘霸权的’、‘理性中心的’、‘男权主义的’、‘专制的’、‘蛮横的’。”[3180]她批评理查德· 罗蒂，后者称没有“本质的”真理或真实；她批评斯坦利· 费希，后者称客观性已死，“我无须追求正确”。[3181]不过，她最主要的观点是，“后现代主义以解放和创新的海妖呼唤来魅惑我们”，然而“绝对自由”却有“破坏它所努力维护的自由”的趋势。[3182]她特别注意到周围存在一种危险的趋势，即对大屠杀的重要程度和恐怖程度轻描淡写，认为这是“制度”之祸，不是人祸。人祸要有真实的个人为之负责，人祸本来不该发生却发生了，每一代人都应当对人祸有所认识或重新认识。她富有说服力地引用了大卫· 亚伯拉罕于1981年发表的著作《魏玛共和国的瓦解》中的献辞，“献给我的父母——他们在奥斯威辛和其他地方遭受了最令人发指的苦难，我唯有将之记录下来。”在希梅尔法布看来，读者会猜想作者的父母死在集中营里，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后来一名历史学家娜塔莉· 泽蒙· 戴维斯研究了这种奇怪的措辞，并得出结论，亚伯拉罕的作品意在提示大屠杀不是“魔鬼所为”，而是“历史的力量和历史的参与者所为”。[3183]希梅尔法布无法接受，她认为这种说法弱化了丧失理智的恶。这正是后现代困境的缩影：是过度自由要将我们带往何处去的绝佳例证。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战争是俄国革命的大爆炸遗留下来的一种背景辐射。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和柏林墙的同时坍塌，后现代主义大获全胜。至少在当时，地方性知识的倡导者们已经占有优势。无论格特鲁德· 希梅尔法布的警告多么及时、多么让人有共鸣，也不过是试图将张牙舞爪的妖怪收回瓶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