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文化战争

代雅典人对另类见解的态度也比这些评论家承认的更为开明。纳斯鲍姆选取苏格拉底和斯多葛派学者为典范，认为是他们创建了通识教育的三大“核心价值观”——批判自省、树立世界公民的理想、发展叙事想象力。[3162]

纳斯鲍姆研究的高校数量比其他从事类似研究的任何人都多，她为我们提供的信息表明：大学里的极端主义者数量远远低于人们的猜想；学生们对哲学、其他文化和其他生活方式抱有浓厚的兴趣和爱好；这些课程正日益增加，原因在于它们广受学生欢迎，而不是左翼教员强加给学生的；而任课老师在教授这些课程时，也往往具备难能可贵的学术严肃性。纳斯鲍姆说，想象力丰富的老师往往有很多办法让学生深刻认识经典与哲学之间的相关性：例如，在哈佛大学课堂上，老师提了一个问题，苏格拉底会不会抵制兵役？她认为，雅典重视世界公民的观点，并引述希罗多德的说法，认为雅典可能会向埃及和波斯学到一些社会价值观。[3163]她发现，阿玛蒂亚· 森在哈佛大学教授“饥饿和饥荒”课程这件事并不足为奇，这门课程提出了有关经济学标准的新观点。她感到，叙事想象力中的悲剧形式在跨越文化边界这一方面特别有力，其普适性和抽象性特别有利于召集人群。[3164]她再次注意到，在古代雅典，道德和政治携手前进，并且质疑是否有可能心无旁骛地阅读乔治· 艾略特或狄更斯并完全领略其含义。她还提到莱昂内尔· 特里林和《自由的想象》，她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在形式上服务于自由主义，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和隐私。”[3165]她说，非西方文化的研究有利于对抗她所谓的“描述性瑕疵”和“规范性瑕疵”，“描述性瑕疵”是指沙文主义和浪漫主义，“规范性瑕疵”是指沙文主义（同样在列）、田园诗意和怀疑论。她指出，西方很多人传统上高估了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程度和东方文化的非个人主义程度，并且大费周章地揭示非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大概在何种程度。在非裔美国人研究和女性研究中，她也采用了相同的方法（例如，她认为社会生物学家的理论某种程度上基于黑猩猩，却从未涉及1929年才发现的另一个原始品种倭黑猩猩，倭黑猩猩的“优雅和友善”与黑猩猩有天壤之别）。她发现，谈到一些理论上会构成思想威胁的事情，圣母大学（天主教）比杨百翰大学（摩门教）更开明，结果，前者气象万千、备受欢迎，而后者却日渐衰落。[3166]换句话说，纳斯鲍姆想说的是，一旦你真正进行校园调查，真相远不如新闻标题那么耸人听闻，那么令人担忧，却更有价值。她发现，证据是对抗偏见的有力武器，也是学术圈与纯粹新闻业的区别所在；当然，她并非有此发现的第一人。

对文化战争的最具原创性的回应要数大卫·邓比（David Denby）于1996年发表的杰作《伟大的著作》。邓比是《纽约》杂志的影评人，也是《纽约客》的特约编辑。他曾于1961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当时修了两门基础课，“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3167]到1991年秋天，他打算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再修这两门课程，他想看看这两门课有什么变化，看看老师们如何授课，以及这些课程对他本人和对20世纪90年代入学的新生们有什么影响。一1969年以来，他直从事影评人的工作，他说虽然他热爱这份工作，但是他厌烦了“景观社会”以及永远充斥着二手挖苦言论的媒体世界：“媒体本该提供信息，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瞬息万变。前一分钟还好好的，后一分钟可能变得支离破碎。……谁的信息都不完整，这是令美国人焦虑不安、近乎疯狂的一大原因。那时的我与很多人一样，感到厌倦，但又饥渴；我感到自己被丢进了一种生活在媒体里面的现代状态，或者说一种被恶心刺激起来的兴奋状态。”[3168]邓比引领我们穿越他所喜爱的经典（荷马、柏拉图、维吉尔、《圣经》、但丁、卢梭、莎士比亚、休谟、密尔、马克思、康拉德、波伏娃、伍尔夫），对他不喜欢的作家则干脆不提（伽利略、歌德、达尔文、弗洛伊德、阿伦特、哈贝马斯）。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有些章节非常精彩，他描述了自己对伟大著作的理解，偶尔还将它们与电影联系起来，还谈到了他担心儿子马克斯的世界充斥着俗艳、琐碎的媒体，而那些古老作品发出的声音根本无法与媒体对抗。他注意到有时候少数族裔学生会反抗这些著作的“白人性和欧洲性”，但是这些反抗往往带有浓厚的尴尬、悲伤以及愤怒的色彩。总之，他的主要观点是：学生，无论是白人、黑人、拉丁裔或亚裔，“进大学的时候很少带有良好的阅读习惯”，他们与往昔的接触大多是有名无实：“绝大多数白人学生对于那些据说属于他们的智识传统的了解并没有好过黑色或棕色人种。”荷马、但丁、薄伽丘、卢梭和马克思现在看来很陌生、很异常，他从中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基础课程科目与学生的众多习惯相冲突，与众多同时代的虔诚表现相违背，向各种形式的懒惰行为发起挑战，因此，它们根本算不上保守，实际上倒成了本科阶段最激进的科目。”[3169]邓比发现，他所研读（重读）的伟大著作可以进行富有个性的、特别的阐释，虽然这种阐释未必是文化权威所希冀的，但这无关紧要。学生们领会到的是“它们都生动地展现了我们都极有可能陷入的爱情、痛苦和学识等的终极境界”。也许最棒的事情是，西方经典可以被用来攻击它自身。“［非白人］汲取先辈‘白人’文化，将其变为己有，这对他们没有坏处。”[3170]

邓比认为，更大的危险来自媒体。“面对图像和音响的洪流，多数中学无力招架，这股洪流使过去的一切变得怪异、苍白、了无生气。”[3171]他说，现代世界其实已经完全颠倒了。大约1961年，他初次接触流行文化，那简直是一股解放力量，也是沉闷课堂的一剂良药；但是现在“电影式微；流行文化领域弥漫着从众和自鸣得意；而传统的高雅文化则变得陌生而晦涩，令学生们感到古怪，甚至震惊。……［伟大］著作不是一支占领军，反倒是一群桀骜不驯的野兽，他们相互撕打着，也与读者撕打着”。[3172]

1999年，哈罗德· 布鲁姆重拾至爱。他在《莎士比亚：人的发明》中提出，这位伟大的诗人“发明”了我们，“我们所理解的个性是莎士比亚发明的”。[3173]布鲁姆称，在莎士比亚之前，人物谈不上成长和发展。“莎士比亚的作品不仅呈现了人物，还反映了人物的发展，因为他的人物懂得重新审视自己。有时候这种审视表现为，他们会在自言自语中或在与他人的谈话中窃听自己的内心。自我窃听是一条通往个性化的坦途。”[3174]布鲁姆的书完全不合潮流，无论其传达的信息还是行文风格都是如此。这是一种膜拜。他坦承莎士比亚崇拜成为“世俗宗教”已经有两百年了，他喜欢这一传统，因为他相信莎士比亚的成功超越了任何对他加以研究的方法：他太耀眼、太智慧，女权主义者、文化唯物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将其阐明。“通过哈姆雷特这个人物，莎士比亚把我们变成了怀疑论者，怀疑一切与我们有关的人，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不相信情感世界中的说法。……如同嘲笑别人一般，我们能够随时准备嘲笑自己，这要归功于福斯塔夫。……通过克利奥帕特拉这个人物，这位剧作家教会我们情爱有多复杂，要辨明假装沉醉于爱情和真正沐浴在爱河二者几无可能。……她奔放的情感中，不变的是多变，这种多变性剔除了忠诚，因为它与情爱无关。”[3175]“如果我们是完整的人，如果我们了解自身，我们就变得与哈姆雷特或福斯塔夫极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