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文化战争

，而苏格拉底认为，他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所描述的乌托邦国家需要的就是这种‘高贵的谎言’”。[3149]双方的辩论到最后也没有解决，也许没有指望解决，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场思想辩论。对理论化背后的所谓种族主义问题的探索既是贝尔纳“计划”的一部分，也是其实质性结果。

伴随这些“文化战争”的还有“历史战争”和“课程战争”，但是其本质是一样的，即传统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对抗。

1995年，一场更为艰苦的战役在种种计划中展开。人们打算在华盛顿史密森学会下属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NASM）布置一些展品，纪念1945年8月向广岛和长崎投掷两枚原子弹五十周年。展品中有复建的“艾诺拉· 盖号”，当年向广岛投掷炸弹的波音B—29轰炸机。[3150]在完成那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之后，“艾诺拉· 盖号”命运曲折。多年来，它的零件散落在马里兰州郊区的一座仓库里，预约方可参观，实际上等于被隐藏了起来。在B—29老兵一再陈情之后，军方于1984年底开始复原这架飞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日的临近，陈列这架飞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即便如此，鉴于“艾诺拉· 盖号”承载的意义，仍然有人对此持谨慎态度。在很多人看来，人们之所以对这架B—29特别感兴趣，并不在于其航空意义，而在于它曾经完成的作战任务及其“武器装备”。

在航空航天博物馆做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五十周年的决定之后，史密森学会有人提出，此次展览不仅要庆祝军事和技术胜利，还要审视核武器的运用和核时代的开启。问题随之而来，很多老兵和服务机构希望宣传造势、庆祝胜利，而不是审视问题。当众多服务机构看到300页厚的展览文案（展览前18个月就可以领取）时，他们很不满：太“沉闷”了。《空军杂志》首先刊文反对，接着媒体、五角大楼和国会纷纷提出反对意见。[3151]看起来，除了历史学家以外，人人都想把这次展览办成庆典，对于投掷原子弹的决定是否正确这种令人不快的问题，则无人提及。四十位历史学家致函克林顿总统，恳请获得他的支持，希望展览能严肃看待历史，但这无济于事。1995年1月，展览宣布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一场鲜有争议的庆祝性质的展出活动。同时，史密森学会的主管辞职。取消展览的决定受到媒体和国会的广泛欢迎，纽特· 金里奇称，“人民”从精英手中“夺回”了历史。[3152]

学术界曾经是艾伦· 布卢姆最初攻击的焦点，也是斯坦利· 费希等人为之辩护的对象。果然，人们开始密切关注大学，大学接受了一系列的考察，特别是它们教什么，以及怎么教。罗杰·金博尔（Roger Kimball）首先于1990年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著作：《获终身教职的激进分子：政治如何腐蚀了高等教育》。[3153]金博尔是保守主义文化思想杂志《新标准》的总编，他设法参加了许多高校的各种研讨会，将会上的各种思想记录下来汇编成书。这些会议包括1988年普林斯顿建筑学院举办的为期一天的“建筑与教育：回顾过去的25年并设想未来”专题研讨会，1989年威廉斯学院召集的专题讨论会，以及1986年斯坦福大学召开的“重建个人主义：西方思想中的自主、个性和自我”会议。[3154]金博尔觉得这些会议乏善可陈，或者对所见所闻感到不满。他认为多数后现代主义者不过是“折中地”糅合了左翼思想，即激进的20世纪60年代的思想残余，这要大大归因于马尔库塞提出的“压抑的宽容”概念。他用了一章的篇幅谈论保罗· 德曼和斯坦利· 费希，热衷于嘲笑后现代主义思想中的一些公认的过分之处。[3155]他承认，政治会影响艺术判断，但在最后的分析中又否认政治左右艺术判断。

金博尔的著作实际上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反应，是新闻报道式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更有深度的回应来自印度人迪内希·德索萨（Dineshd'Souza），他于20世纪70年代末移民美国。他撰写的《非自由的教育：校园中的种族和性别政治》1991年出版，考察了美国六所大学（伯克利、斯坦福、霍华德、密歇根、杜克和哈佛）在招生和教学中如何处理性别和种族问题。[3156]德索萨采用了统计学方法，但又不过分；他恰当地使用了数字，但又不受制于数字。例如，在谈到伯克利时，他引用了保密的内部报告，报告说，经过五年的学习后，因平权运动而被录取的黑人只有18%能修完课程，而正常录取的黑人中有42%顺利毕业。但是，德索萨的回应不是歇斯底里的。他认为我们可以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些数据——有成功也有失败。他认为，这些“加州最出色的黑人学生和西班牙裔学生”到别的大学去可能会表现得更加出色，“他们可能更容易适应，能与旗鼓相当的同学竞争，毕业人数会更多、比例会更大”。[3157]接着他又研究了斯坦福大学。在激烈的争议声中，斯坦福的教员们把西方文明的课程换成了“文化、思想和价值观”课程，同等重视西方之外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他列出了“欧美”部分的著作清单。

德索萨强调这张清单并非强制性的：“只要确保能在‘实质上体现’第三世界，斯坦福的教授们可以灵活调整。” [3158]不过，他对将莎士比亚视作“殖民、种族和性别力量”之函数的教授方法颇为不满，他还挑出了《我，吉戈贝塔· 门楚》，这部所谓的新文本副标题是“一名印度女人在危地马拉”，这是一部口述作品，因为吉戈贝塔本人并不会写字。书中大多是日常信息，特别是她的家庭生活，其间穿插着她的政治觉醒。德索萨对这本书的代表性、感人性或审美表示怀疑；据说吉戈贝塔为全体美国土著居民代言，但她也有去巴黎参加国际会议的经历。（后来，1998年，吉戈贝塔· 门楚被爆出她在书中谈及的许多经历都是捏造的。）

德索萨还提到了斯坦利· 费希和马丁· 贝尔纳，并引用了大卫· 里斯曼、E.O.威尔逊和威拉德· 冯· 奥曼· 蒯因等著名学者的观点，他们称美国高等教育的潮流令人担忧。[3159]德索萨的最后一个观点是，如果将平权运动引起的糟糕后果与第三世界文化和思想的新课程联系起来，就会发现新种族主义取代旧种族主义的重大风险。“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的种族主义有所不同。旧的种族主义基于偏见，而新的种族主义基于推论。……新的偏见不是源于无知，而是源于经验。持有偏见的人并非不学无术之人，而是学生，他们在大学里与少数族裔极为接近，有直接的一手经验。‘新种族主义者’并不认为自己不了解少数族裔；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唯一愿意面对真相的人……他们并未对自己的观点感到不安。……他们认为自己占据了优势，而其他人只是在表演原地旋转和翻筋斗，规避显而易见的东西。”[3160]

并非人人都觉得美国校园生活了无希望。芝加哥大学法律和伦理学院的恩斯特· 弗罗因德杰出讲席教授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曾经在这块大陆上到处讲学。她于1997年发表著作《培养人性》，书中提到了十五所“核心高校”，分别代表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精英派常青藤大学联盟、大型州立高校、小型文理学院，以及宗教大学（如圣母大学、布兰迪斯大学和杨百翰大学）。[3161]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从古典学角度为通识教育改革辩护”；作为一名古典学者，她认为古代雅典对多元文化主义的保守评论家而言是个关键的参考点，但是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