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文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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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典”最根本的批评出现于1987年，来自一位从事汉语研究的英国学者马丁· 贝尔纳，他同时也是美国康奈尔大学从事政府研究的教授。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的父亲J.D.贝尔纳（J. D. Bernal）是一位出生于爱尔兰的卓越学者、马克思主义的物理学家，1953年获得列宁和平奖，曾经写过一部四卷本著作《历史中的科学》。

20世纪70年代中期，马丁· 贝尔纳感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即将终结，开始意识到地中海东部将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中心和瞩目的焦点”，于是着手研究犹太历史。他说，自己的祖先有“犹太人血统”，对家族血统的兴趣引导他研究古代犹太历史及其周边民族。他进而开始研究地中海地区的早期语言，因为它们有助于研究史前时代，特别是古希腊的祖先。研究耗时十年，最终以书的形式出现。这本书一经发表，就被认为极具颠覆性。最终，贝尔纳满意地论证道，希腊文化（正是经典的基础）并未像传统学术界认为的那样于公元前400年左右在古希腊自然发展起来，其实它发源于北非民族，而北非民族却是黑人。

《黑色雅典娜》是三卷本巨著，囊括了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历史编纂学、《圣经》研究、种族研究、社会学等很多学科的资料，因此，公正地评价贝尔纳的复杂论点实属不易。[3138]不过，基本上，他谈了如下几点：以古埃及（它的几个王朝都是黑人建立的）形式出现的北非对古希腊产生了主要影响；北非与古希腊之间有贸易联系；古埃及是该地区的军事强国；希腊的很多地名反映了北非的影响；不能简单地认为古希腊遗址所发现的原产于北非的物件来自偶然的贸易交换。同样引起争议的是，贝尔纳还声称，这是对希腊“标准的”看法，它一直盛行于欧洲学术界，后来北欧的“种族主义”学者于19世纪早期将其“消灭”，他们企图表明：欧洲（特别是北欧）在创造性和想象性思维领域独领风骚，我们所知晓的文明诞生于欧洲；这是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开脱的众多策略之一。[3139]

贝尔纳相信，曾经有个民族会讲一种原始的非亚印欧语，才产生了今天在这些大陆上能找到的民族和语言。他认为非亚语系和印欧语系之间的断裂始于公元前9000年，非亚语的传播是文化的扩张，在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的最后一次冰河时代的末期，这种文化已经深植于东非大裂谷。人们养牛、种植谷物、捕猎河马。渐渐地，随着撒哈拉沙漠的扩张，他们继续迁徙，一些人迁到尼罗河谷下游，一些人进入沙特阿拉伯，然后进入美索不达米亚，最初的“文明”随即在此诞生。[3140]此外，文明，包括文字，在从印度延伸到北非的横穿亚洲的狭长地带发展起来，于公元前1100年或更早些时候基本成形。贝尔纳延引一连串上埃及的黑人法老为证，他们有相同的名称“Menthope”，将鹰神和牛神、Mntw或Mont作为神圣的守护神。“正是在这个世纪，克里特岛宫殿建成，有人在这儿发现了公牛崇拜的起点，宫墙上能看到公牛崇拜的证据，这是希腊的米诺斯王和克里特岛神话的核心。由此，似乎可以设想克里特岛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埃及中古王朝的崛起。”[3141]但这才刚刚开始。贝尔纳继而研究了古希腊戏剧，如受到埃及影响的埃斯库罗斯的《祈援人》、各自的神灵及其功能的对应性、外来语、河流和山川的名字（Kephisos是河川和溪流的名字，在希腊俯首可拾，却不知何义，他认为这个名字源于Kbh，是“常见的埃及河流名‘清新’”）。在关于雅典的章节中，他认为“雅典”源于埃及语Ht Nt：“在古代，人们一直认为雅典娜等同于埃及女神Nt或Neit。二者都是专管战争、纺织、智慧的女神。Neit崇拜以尼罗河西三角洲的塞斯城为中心，本地市民感到他们与雅典人有特殊的亲缘关系。”[3142]同样，贝尔纳还研究了陶器造型、军事术语及狮身人面像的意义。

贝尔纳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接着研究了诸如哥白尼和布鲁诺等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作品，他的研究表明，与后代学者相比，他们更乐意接受埃及对希腊的影响。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贝尔纳发现，基督徒感觉到了埃及“智慧”的威胁，发起了一场反抗行动，并且兴起“希腊热”。他谈到了德国、英国和法国的一系列学者，他们的观点或多或少都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反黑人和反犹太人），他认为，这些人刻意贬低了埃及和北非的重要性。他特别提到了卡尔· 奥弗里德· 缪勒，他“采用新的考据批评手法质疑古代埃及殖民的文献，淡化有关腓尼基人的参考资料”。[3143]在贝尔纳看来，缪勒是反犹太主义者，他全盘否定腓尼基人在古希腊创作中的作用，而1880至1945年间的其他学者均据此认为，希腊人被赋予了“半人半神的地位”。贝尔纳说，本质上而言，我们今天所知的古典研究是19世纪的产物，它们都是伪造的。

贝尔纳的著作招来了详尽的回应，1996年，《重访黑色雅典娜》发表，两位编辑分别是韦尔斯利学院的玛丽·莱夫克维茨（Mary Lefkowitz）和盖伊·麦克莱恩（Guy MacLean）。[3144]来自美国、意大利和英国的一批学者（包括黑人学院霍华德大学从事古典文化研究的著名教授弗兰克· 斯诺登在内）均认定马丁· 贝尔纳完全错了，可能其唯一正确之处是促使古典学者用更加怀疑的精神审视自己。他们得出了如下结论：（1）古埃及人不是黑人；（2）古埃及对古典希腊的影响，即使存在，也不是主要的；（3）历史上宣传“印欧语系”观的学者绝不全是反犹太主义者或浪漫主义者。贝尔纳对埃及—希腊史中某些既定的关键事件的年代测定进行了修改，其基础是错误的放射性碳读取数据；对古埃及人骨骼和头骨的分析显示，古埃及人包括众多民族，最接近苏丹的人种，而不是最具黑人特征的西非人种。对古代艺术、古希腊、古罗马和其他语言的分析显示，埃及人迥异于传统的“黑人”群体埃塞俄比亚人。[3145]弗兰克· 斯诺登表示，在古典时期，希罗多德等人曾经将埃塞俄比亚人的黑肤色和“卷曲”的头发视为标志性特征。努比亚人的肤色没有埃塞俄比亚人那么黑，但是又比埃及人肤色深，埃及人又比摩尔人肤色深。贝尔纳声称，各种希腊城市名（Methone、Mothone和Methana）都可以追溯到埃及语mtwn，意为“斗牛、斗牛场”。但是别的学者指出，methone意为“类似剧场的港域”，而且贝尔纳提到的城市确实如此。[3146]在种族主义问题上，盖伊· 罗杰斯批评贝尔纳将乔治· 格罗特视为反犹太主义者，实际上，格罗特与伦敦大学的建立休戚相关，这所大学于1829年建立，它的一大目标就是为进不了牛津和剑桥的群体提供高等教育，包括非英国国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人。[3147]

人们指责贝尔纳的所为弊大于利，认为他与C. A.迪奥普等作家为伍，而迪奥普曾经在《文明的非洲起源》（1974）中“篡改”了历史，罔顾与推论相左的证据（如，希腊花瓶上的很多神兽源于近东主题的启发，而不是北非主题），说埃及人是黑人。[3148]很多学者赞同《重访黑色雅典娜》的编者玛丽· 莱夫克维茨的看法，认为贝尔纳的观点不外乎“非洲中心主义的幻想”，说埃及人是黑人更是“错误至极”。“对美国黑人而言（其中很多人更愿意称自己为非裔美国人），古希腊文明的非洲起源制造了一种自我认同和自我贴金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