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文化战争

”[3127]

布鲁姆阐明，当今时代是“文学批评最不合宜的时代”，接着，他开始确立并解释自己眼中的西方正典，包括26位作家，喜欢阅读的人都必须读他们的作品，不过他提出了下列“健康警告”：“深入阅读此类著作不会使人变得更好或更坏，也不会造就栋梁之材或蛀虫公民。心灵的对话从根本上说并非社会现实。西方正典能带给我们的只是恰当运用孤独，而孤独的最终形式是直面自身的灭亡。”[3128]在布鲁姆看来，西方正典的中心是莎士比亚，是“我们所知晓的最伟大的作家”，他在书中不时谈及莎士比亚所受到的影响及其对后世作家的影响。布鲁姆详细论述了《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和《麦克白》这几部伟大的悲剧，他谈到，福斯塔夫可能是人类迄今为止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因为莎士比亚通过他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性情不定的心理状态”和“以自我窃听的方式描述自我变化”。[3129]布鲁姆认为，经典的价值在于一种奇特、怪异、重要的原创性特质，“我们无法完全理解和吸收”，与此同时又“对其独树一帜的特点熟视无睹”。在莎士比亚之后，他还列举了但丁、乔叟、塞万提斯、弥尔顿、蒙田、莫里哀、歌德、华兹华斯以及简· 奥斯汀。他认为沃尔特· 惠特曼和艾米莉· 狄金森是美国正典的中心，狄更斯的《荒凉山庄》和艾略特《米德尔马契》是经典小说，托尔斯泰、易卜生、乔伊斯、伍尔夫、卡夫卡、博尔赫斯和聂鲁达等人也值得纳入经典。贝克特、乔伊斯和普鲁斯特都要回溯到莎士比亚。在其中一章中，他提出莎士比亚是“世界史上一位重要的心理学家”，他对弗洛伊德所知内容的揭示远甚于弗洛伊德对这位经典作家的了解。事实上，在这一章中，布鲁姆狡黠地解读了弗洛伊德的几篇鲜为人知的论文，并表示弗洛伊德（他终身阅读莎士比亚的英文作品）承认自己深受莎士比亚的影响。[3130]在宣称弗洛伊德的写作独具风格之后，布鲁姆贬斥道，精神分析的世界观是一种萨满教，是“古代世界到处都有的医疗技术”，他还得出结论，认为这很好地构筑了精神分析学的最终命运。布鲁姆认为，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非洲中心主义都不是研究文学的方法，因为理解和吸收必须是私人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布鲁姆认为自己并非种族中心主义者，相反，他特别提到，伟大的作家都是颠覆性的；他还指出，但丁或塞万提斯的文化与20世纪末美国东海岸社会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后者与20世纪拉丁美洲社会或北美黑人社会之间的差异。

他说，经典与否从来不在于是否被刻在石头上，而在于其成为经典或努力成为经典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一种竞争感，人们不断地思考、评判和权衡一个又一个说法。人们（读者）总是“放大自身的孤独”。“没有经典，我们就会停止思考。你可能会无限理想化，设想用种族中心主义和性别观取代美学标准，你的社会目标确实令人钦佩。但是正如尼采不断证明过的，强者的力量往往源于自身。”[3131]布鲁姆还发明了“影响的焦虑”这个术语，作家都会受到其他伟大作家的影响，因此，后代作家必须了解伟大的前代作家都写了些什么。这并不是要将虚构文学等同于科技文献（即并非某种知识积累）。但是它确实暗示，后代作品基本上是在前代作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并不是传统生物学意义的进化，结合构建经典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斗争的确意味着虚构文学的发展不是完全随意的。

艾伦· 布卢姆和哈罗德· 布鲁姆各自发动一场反击，它们形式各异，但收获的回应有一个共同点：尽管他们都从个人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论题，口吻极尽挑衅、讽刺，甚或哀叹，但是他们得到的回应却平淡无奇，其中“悲哀大于愤怒”，只是学究式地加以反驳。

1996年，劳伦斯·莱文（Lawrence Levine）发表了《走向开放的美国精神》。[3132]莱文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学领域的荣誉教授，此前还发表过一本著作《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探讨了莎士比亚研究在美国的历史，并得出结论，在19世纪之前，美国各阶层和各种族群都喜爱“高雅文学”。只是到19世纪后半叶，由于“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的区别被强化，有关莎士比亚和大歌剧流派的一切才开始走向“神圣化”。《走向开放的美国精神》一书阐述了很多观点。关于经典和一般课程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因此，艾伦和哈罗德的观点毫无新意。莱文认为，在国家发生变革并调整自我认识时，这些论战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少数群体、种族群体和移民群体并不像他们所描述的那样排斥经典，他们只是想将先前被遗漏的或反映他们自身经历的作品补充入经典的行列。[3133]他说，美国有众多的移民和不同的种族，美国缺乏核心传统（比如法国那样的传统），因此他们所说的那种狭隘的经典不切实际，没有考虑到经历迥异的各种群体的丰富需求。他为大学辩护，认为大学至少努力关注变化中的美国社会结构，而没有盯着想象中的、也许从未存在过的过去。莱文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在于，他指出，事实上，有关“伟大作品”和“西方文明”经典的观点“只有短暂的优势”，至少美国的情况如此。他说，这个观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向没落。他进一步指出，将莎士比亚和沃尔特· 惠特曼等人纳入“现代”作家的范畴，也“经历了漫长的争论，其激烈程度和分歧程度不亚于今天”。例如，莱文查阅了19世纪早期有关大学教育的各种记录，发现1829年获得哈佛大学文学学士的詹姆斯· 弗里曼· 克拉克抱怨说：“无人引导我们的学习兴趣。在《伊利亚特》这片沼泽中，我们只能艰难地涉水而过。……无人向我们提及这部不朽史诗的光荣和伟大、细腻和魅力，也没人向我们提及过六音步诗的美妙韵律。”[3134]查尔斯· 威廉· 艾略特曾于1869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赞成多样性，反对单一性。1885年冬天，他与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詹姆斯· 麦考士就此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辩论。艾略特称，大学“在不忽略古代学识宝藏的同时，必须密切关注有新发现的领域，既要引领学生走老路，也要引领学生走新路。”1921年，哥伦比亚大学开设了著名的“名著讲读”课程，“使经典著作的观点与强调秩序和等级的亚里士多德式经院学派联姻”。接下来的问题是要将美国文学纳入经典。例如，20世纪20年代，康奈尔大学的英语教授莱恩· 库珀写信给同事说，“我已经尽力阻止美国文学课程遍地开花了”，这些课程“害处不少，转移学生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去关注更好的文学。……我在罗格斯大学读书时，就没有美国文学的课程”。[3135]莱文引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了变革，认为阿尔弗雷德· 卡津的《论本土文学》（1942）有重要意义，它发现了大量的虚构文学和引人关注的“民族的自我发现经验”，这些经验正是经济萧条的十年的特征，同时又因为“美国在法西斯主义泛滥的世界里突然成为‘西方文化’的宝库”而得到强化。[3136]莱文不反对经典本身，他只是反对经典的不变性和不变的趋势，而这正是经典存在的根本。他承认美国经验不同于任何其他地方，美国是一个没有民族文化的移民国家，但是某些学者却试图掩盖这一事实。这里提到了著名的“带连字符的美国人”，即土著—美国人、非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因此，莱文认为，在美国，有关经典、历史、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论战总会比其他地方更尖锐，因为这些恰恰是关于身份（认同）的争论。[3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