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文化战争

1988年9月，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学者们汇聚一堂，探讨通识教育的未来。学术会议多半气氛平和，但这次却是例外。据《纽约时报》说，与会代表们回顾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的“仇恨时刻”——要求公民站起来冲着一个名叫歌德斯坦的男人的画像谩骂，因为此人是国家“公敌”。在教堂山，与会者“接二连三”地谴责一小撮“文化保守主义者”，杜克大学英语教授斯坦利· 费希说，他们“大肆批评人性”。《纽约时报》记者说，这些保守主义者受到了“嘲弄、鄙视和讥讽”。虽然与会者没有对这些人指名道姓（以免有诽谤的嫌疑），但是对于目标所指，大家都心知肚明。[3117]头号公敌是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他是芝加哥大学约翰· 奥林民主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也是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3117-0]的成员。更确切地说，布卢姆一年前出版了一本书，引起轩然大波，书名为《美国精神的封闭》，它如愿冲破了学术的贫民窟，使布卢姆迅速成名（同时暴富）。[3118]《时代》杂志、《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等都对其加以评论和褒扬；康纳· 克鲁斯· 奥布赖恩、索尔· 贝娄及阿瑟· 施莱辛格等很多人物则对其褒贬不一。

布卢姆这本书的观点简单，却极具野心，不过他本人可能不会认同这番评价。这本书开篇就谈到，基于长期的教学经验，他发现，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大学的学生素质发生了明显变化，大学也随之变化。他毫不讳言，所有这些变化都是朝着越来越糟的方向。他说，20世纪50年代，由于前半个世纪欧洲的喧嚣历史，美国大学才得以挤进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既有土生土长的人才，也有因躲避极权主义而流亡过来的人才。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他发现，由于这20年的富裕和繁荣造就了一代爱冒险又认真的学生，他们有理想、有思想，使“大学氛围激动人心”。[3119]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注意到大学的新生和老生阅读量有所下降。从那时起，布卢姆开始寻找并批评背后的罪魁祸首，他清楚地认识到，祸根正是美国文化的严重衰退。他先是大肆攻击摇滚乐，认为摇滚乐是野蛮的，专门蛊惑儿童，让他们沉迷于性、仇恨和“谄媚而伪善的兄弟之情”。[3120]他认为，摇滚乐与显贵、高尚、深刻、优秀或精致都沾不上边：“我认为它毁掉了年轻人的想象力，使他们很难对艺术和思想产生热情，而艺术和思想正是通识教育的实质。”他说，这同样适用于毒品，不过他还谴责女权主义、新心理学，谴责年轻人在一切事务，特别是与种族有关的事务上狂热追求平等的现象。[3121]

谈完大学生素质的变化之后（主要是美国大学的情况，不过这些变化在别的地方也很明显），在第二部分，他刻意探讨了一些重大问题，如詹姆斯· 乔伊斯所谓的“令我们感到害怕的大观念”：“自我”、“创造力”、“文化”、“价值观”以及“我们的无知”。其目的是要揭示：无论学生发生多大变化，无论他们认为周遭的世界发生了多大变化，重大问题始终不曾改变。为此，他指出他喜爱的过去的哲学家（特别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和洛克）依然能够教诲我们、“使我们睿智”、感动我们。他指出，社会科学领域发现的或重新发现的很多思想实际上主要是由德国思想家提出的，包括黑格尔、康德、尼采、韦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3122]其目的是要指出，很多人把自由和理智这两样东西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它们其实是要经过斗争和思考才能获得的；相对于毒品文化、街头文化，真正的文化是有深度的，是一种理智的、向善的、来之不易的素质；对于以“智慧的名义存在”的知识，人们的认识是统一的。他说，严肃的生活意味着完全了解在面临重大抉择时我们有哪些选择：理性—神启、自由—必然、善—恶、自我—他人等：“这正是悲剧文学的意义”。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他批评了大学，他认为在这个政治日趋正确的世界里，大学严重失职，未能成为理性和自主的岛屿。“哲学的本质是摒弃一切权威、追求个体的人类理性。……［大学］必须轻视民意，因为它本身具备自主的源泉——顺应自然追求真理、发现真理。它必须重视哲学、神学、古典文学、牛顿、笛卡尔、莱布尼茨等科学家，因为他们拥有最广博的科学视野，清楚他们从事的工作与事物总体秩序之间的关系。这些必定有利于保护最易被民主制度忽视的东西。”[3123]布鲁姆同样严厉批评了整个20世纪60年代（“门口的野蛮人”）、向学生压力低头的大学同僚、社会科学的“新”学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尤其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视为“一场巨大的灾难”，因为它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生活，而恰当的教育却可以做到这一点。

布卢姆的这些说法自然惹恼了很多人，最恼火的要数人文学科的同事。与F. R.利维斯和莱昂内尔· 特里林相呼应，布卢姆的主要诉求是，大学应该首先是人文科学的家园，即“研究高雅文化，特别是研究希腊文化，为现代成就提供范式”。[3124]他明确表示，我们最应该学习的对象是古代哲学家、小说家和诗人，即通常所说的“伟大著作”的作者。他们的作品能流传到今天不是偶然的，他们的思想是最出色的。

布卢姆引发了一阵旋风。教堂山会议表达了相反的观点，也是布卢姆力图反驳的观点。参会者公开指责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观点是“是对人文学科和文化本身狭隘、过时的阐释，他们的观点说来说去都不过基于‘已故的欧洲白人男性’的几本著作。……北卡罗来纳州的这次会议传达了这样的信息：美国社会变化太大了，这种观点不可能再大行其道了。黑人、女人、拉丁美洲人和同性恋者群体都渴望获得认可”。费希教授补充说：“布卢姆等人的观点都是回过头去，希望重拾美国文化的早期想象，与某种种族狂欢、文化庆典、生活方式或习俗相对立。”[3125]

这样的事情我们并不是第一次遇到。艾伦· 布卢姆的著作比T. S.艾略特的《文化定义札记》篇幅更长，也更富激情、更雄辩，不过二者的论点明显有交叠。不同的是，时隔四十年，全世界在少数族裔的地位、大学以及政治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变化还表现在：布卢姆和艾略特二人的著作所引发的反应截然不同；毕竟退一步说，当时艾略特得到的回应曾经是一片死寂。

很多人与艾伦· 布卢姆意见相左，但是在1994年，他获得了来自美国另一所大学的一位同姓学者强有力的支持，即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西方正典》中，哈罗德· 布鲁姆同样态度强硬。[3126]布鲁姆在伟大文学中摒弃了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新保守主义、非洲中心主义和后现代文化唯物主义，他宣称“世界已经土崩瓦解，中心业已经失守，纯粹的无秩序正在过去所谓的‘学术界’弥漫开来”。他以宏大的文风以及更宏大的篇幅论证了生活中有一样东西叫美学价值，经验告诉他，“在一辈子的阅读过程中”，生活中的美学是独立主体，“不能还原”为意识形态或形而上学：“美学批评让我们回到了想象文学的自主性和孤独灵魂至高无上的权力，读者不再是个社会人，而是深层的自我、本质的内在。……美学价值源于记忆，也源于痛苦（与尼采的看法相仿），即为了更难得的愉悦放弃相对易得的愉悦而感受到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