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帝国的回音

指称那些擅长作诗的知识女性。萨义德说，近代以来，特别是阿以战争以来，情况也没有改善。他援引在1972年的《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刊发的一篇名为《阿拉伯世界》的文章，其作者是美国国务院情报局的退休人员；在这篇一共四页的文章中，这位作者仅通过两本书和两篇报刊文章，共计四种参考书，就为拥有1300年历史的1亿多人口勾画了心理肖像。[3093]萨义德强调这种做法极端荒谬，他呼吁深入了解“东方”文学（他哀叹道，即使是西方大学里的东方系科对“东方”文学也不甚了解），他赞同克利福德· 格尔茨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和国际性研究方法，特别是后者提出的“深度描述”的观点。[3094]由于萨义德赞同马丁· 贝尔纳有关古代文明起源于非洲（下一章将会谈及）的观点，他的论点受到了阿尔伯特· 霍拉尼等著名东方学家的激烈批评。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是批评家是印度人，同时又是女性，还是一位杰出的后殖民主义作家，她在担任著名的《底层研究》杂志编辑时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底层（subaltern）这个词极具讽刺意味，它最初指军队底层，特别指英帝国军队的底层，他们依附于军官阶层，地位很低。实际上，哪怕底层想要说句话，也必须先征得许可。底层研究涉及各种史学，坦率地说，就是修正主义，试图用一种新声音展现非正统的印度历史，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类似，“彻底地”再现整个故事。与鲁西迪、德塞等众多印度知识分子一样，佳亚特里· 斯皮瓦克区分了印度时间和西方时间，形成了实质上的女性主义世界观，并且辅之以源于德里达和福柯的新马克思主义。[3095]这个群体的主要成就在于：第一，获得了“英国统治印度”的原始材料，缺乏这些原始材料，就谈不上修正；第二，正视很多人眼中的失败，即印度文化此前一直未能形成可与英国文化相对抗的文化体系。[3096]例如，在编纂历史的过程中，底层研究者修正了很多反抗英国的所谓暴动，按照帝国主义的说法，“一群狂徒”叛变，最终遭到镇压。[3097]他们转而主要从当时的宗教信仰、婚姻习惯/性习惯、英帝国的经济需要等方面阐述这些事件。五卷本《底层研究》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在学者中间引起很大的反响，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殖民主义知识提供了另一种历史叙述。[3098]

且不说后现代的感性，后殖民运动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政治无意识，1981年，美国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k Jameson）以此为题创作了《政治无意识》。[3099]后殖民主义批评和后现代主义批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雷蒙德· 威廉斯的早期论点，即人们阅读“严肃”文学的方式应该与通俗文学无异，一切艺术都是如此。这一立场主要见之于《新左派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两篇著名文章，一篇是詹姆逊于1984年发表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另一篇是英国牛津大学英文教授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于1985年发表的《格格不入》。詹姆逊的论点是，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一种“遏制战略”，它让社会“自我解释，从而抑制其深层矛盾”。[3100]例如，19世纪的小说反映了确定性，其目的是让中产阶级深信这种有序的阶级制度将是持久的。而另一方面，海明威的小说句子短小精悍，迷漫着男性气概，故事背景设在异邦，因为这不符合美国社会复杂、科技发达的自我形象。詹姆逊的第二个主要论点是，后现代的感性并不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观看世界的唯一方式，却是主导方式，这是因为它是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后果。[3101]他说，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社会最终消除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区别，很多人认为文化在“堕落”，但是年轻人却热情拥护这些文化：媚俗的创作、廉价产品、庸俗小说、电视、《读者文摘》。最先拥抱这一潮流的是安迪· 沃霍尔。詹姆逊认为，关键在于晚期资本主义承认艺术首先是一种商品，是可以买卖的东西。

伊格尔顿是一位更具有侵略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说，高雅艺术与通俗/大众艺术之间的区别是确定的，是古已有之的，削弱这种区别对社会主义者有利，因为它会“暴露修辞结构，而非社会主义的作品正是借此在政治上产生不良后果”。[3102]伊格尔顿写道，在资本主义末期，商品（包括艺术商品）已经成为物化的神。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美学新范畴。

不言而喻，詹姆逊及其同事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当时在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教书，现任职于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在各自的著作中同样关注书籍之外的其他媒体。电影、电视、连环画、广告……所有这些都属于符号体系。[3103]雷蒙德· 威廉斯的早期作品、后殖民主义、后现代文学理论，以及法国作家巴特、利奥塔、拉康、德里达和鲍德里亚等人的理论，再加上克利福德· 格尔茨的人类学，汇聚成了一门新学科：文化研究。它不同于媒体研究，但二者都源于同一种冲动。二者背后的基本观点，如上所述，回到了詹姆逊的著名概念：政治无意识，即虚构的作品无论如何都没有“特权”使用特别的术语，它们并无特别之处，只是语境和环境的产物，从属于市场力量，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倾向或政治倾向。文化研究的目标就是揭示这些看不见的动机，剥开自我意识的最后几层外衣。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是有争议的，在老一辈人中间尤其如此，他们从小相信“美学”价值自成一格，不受外物支配，有利于我们探索人类境况的“永恒真理”。但是大学里的文化研究课程很受欢迎，这说明它迎合了年轻人的需求（他们徘徊已久，现在只想赶时髦）。问题的核心，或者说这门新学科最受争议的方面是有关莎士比亚的论战。济慈称莎士比亚是“首席诗人”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永恒主题之父”。另一方面，新一代莎士比亚研究者却认为，尽管这位文豪创作了数量惊人的出色戏剧，但是正如柯勒律治所说，他不能为所有地方、所有时代的所有人代言。

新派学者认为，莎士比亚只属于特定的时代，他的戏剧（即使不是全部，至少大多）都有特定的政治语境。他们还说，在莎士比亚去世后接近四百年间，不断有团体出于本质上的右翼动机对他加以追捧。换句话说，莎士比亚远不是关乎我们本质的根本智慧的客观源泉，他已经成为一些渺小的灵魂用来推广和维护某种观点的宣传品。在提出莎士比亚属于特定的时代的同时，他们还称，与其他任何人相比，莎士比亚对人性的洞察谈不上更“根本”、更“深刻”或更“永恒”，因此，应该剥夺他作为英国文学奠基人的地位。对这些文化唯物主义者而言，莎士比亚的意义在于为文学，及文学与生活的相关性提供了辩论的战场。

1985年，萨塞克斯大学的乔纳森·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和艾伦·辛菲尔德（Alan Sinfield）出版了合编著作《政治性的莎士比亚》，首次集中攻击传统观点颇具挑衅性。[3104]其中包括英国和北美学者撰写的八篇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将莎士比亚戏剧与同时期的政治事件相比较，意在表明莎士比亚远未超越历史、政治和人性，他只是他那个时代的孩子。结果，许多莎士比亚戏剧的传统意义发生了根本变化。例如，《暴风雨》不再是关于殖民主义和美洲的戏剧，而是一部关于英格兰和爱尔兰问题的戏剧。《政治性的莎士比亚》发表于撒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