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帝国的回音

尔/里根执政期间，引发了一场学术风暴。读过该手稿的两名审稿员认为这本书“绝不能出版”。[3105]在其问世后，一位评论员这样写道：“保守的批评家……可能会惊恐地得出结论，莎士比亚患上了学术艾滋病，悲剧的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和心理分析学批评已经破坏了他的免疫系统。”还有些人认识到这本书的重要性，事实证明，这本书在课堂上大受欢迎，重印了三次。1989年，安纳贝尔· 帕特森发表《莎士比亚和大众之声》，她认为在19世纪之前，莎士比亚一直被视为政治戏剧家和反叛者，正是柯勒律治本人担心法国大革命会在英国泛起余波，才出于个人政治原因，试图颠覆早期观点。[3106]这些书引起广泛关注，《伦敦书评》于1991年底就这些争议制作了一次特刊。

马库斯· 坎利夫在20世纪60年代就明确说过，战后几十年美国文学的力量将日益彰显。随着新人才的不断涌现，它最鲜明的特征在于名人的持久影响力及其在艺术道路上的韧性。

例如，剧作家大卫·马梅（David Mamet）继承了尤金· 奥尼尔、田纳西· 威廉斯和阿瑟· 米勒的良好传统，他的主题是私人的心理戏剧，人物内心发生各种“活动”，并在语言上有所反映。有人认为马梅最伟大的两部戏剧《美国野牛》（1975）和《拜金一族》（1983）是对社会的控诉，“在这个社会里，商业伦理是各种犯罪活动的遮羞布”。[3107]在《美国野牛》中，一群小人物策划抢劫，却完全“没有能力实施”。马梅塑造的人物几乎都不善言辞，这是他们绝望的缘由和症状。他着眼于现代城市和日渐消失的职业——特别是推销员，在这一点上他与奥尼尔和米勒遥相呼应。在《拜金一族》中，房产推销员可怜的乐观主义与沉默的绝望相互交织，十分感人，即使在最渺小的争斗中，人人都想打败对手。他们因此迷失了，无法认清自己的本性。

作为20世纪70年代崭露头角的人物，马梅的重要性在于他对后现代世界的来临和过去的确定性走向崩塌做出了回应。虽然彼得· 布鲁克所代表的新潮流欣赏多元文化主义，但是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则坚决反对，他声称客观真理、客观的善恶都是存在的，相对论本身实际上是恶的，马梅只是将过时的、艾略特式的怀疑论运用于周遭世界。[3108]斯托帕德拥护奥尼尔所说的传统（美国是个“巨大的失败”），并对其有所提升。[3109]他的戏剧之所以是戏剧，是因为他对大众媒体心存怀疑。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大众媒体……腐蚀了人类的文化需求（它混合了艺术、宗教、庆典、戏剧——庆祝我们的共同生活），使它堕落成娱乐，将不能即刻吸引大众的东西说成是‘文化垃圾’或‘魅力不够’，加以排斥。……信息高速公路似乎会带来多样性，但其结果却是淘汰和轻视一切不能即刻吸引大众的东西，使之边缘化。莫迪利亚尼、塞缪尔· 贝克特、查尔斯· 艾夫斯、华莱士· 史蒂文斯的作品现在只被当作‘文化’留存下来，社会不认可它们是艺术。……大众媒体——包括计算机工业——合伙曲解了我们的社会需求。……我们正学着相信我们不需要智慧、社群、刺激、建议、磨炼和教化，学着相信我们只需要信息，因为全世界的人都以为生活就像一个打包好的工具箱，我们作为消费者只是缺乏装配指令。”[3110]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于1959年发表了《贫民院义卖会》，此后他又出版了30多本书，其间他尝试了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主题。在《夫妇们》（1968）、《我们结婚吧》（1976）和《罗杰教授的版本》（1986）中，他审视了性、通奸和“旧道德的暮光”。在《贝克：一本书》（1970）中他通过一名犹太裔美国旅行家的眼睛观察共产主义东欧，进而比较冷战中的敌对帝国。在《东镇女巫》（1984）中，他同时抨击女权主义和美国清教主义。但是，最值得思考的是他的“兔子”（Rabbit）系列丛书，包括四本书：《兔子，跑吧》（1960）、《兔子归来》（1971）、《兔子富了》（1981）和《兔子歇了》（1990）。[3111]“兔子”哈罗德· 安斯特朗曾经是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年轻过，也浪漫过，如今却被困于枯燥的婚姻生活。“兔子”是对“巴比特”的刻意回应，因为厄普代克笔下的主角与辛克莱创作的来自泽尼斯市的男主角“巴比特”有相似之处。但是世界在变，兔子生活在东海岸，而不是中西部，兔子在纽约和康涅狄格更觉轻松自在。他的世界是堆满各种小玩意的公寓、是商品（包括艺术）的世界，物质丰富、精神萎靡。“兔子”及其朋友们生活无忧，试图通过婚外恋、艺术课程、拼酒量及旅游等方式重温年轻时的激情。尽管如此，他们从未摆脱一种感觉，即他们生活在一个衰落的时代，一个没有英雄的寒酸时代；随着丛书的不断推出，人物不断表现出厄普代克本人称之为“本能现代主义”的东西，他们追求领会真谛式的顿悟，却变得更加绝望。在兔子丛书中，厄普代克创作的人物的命运是，他们正迈入后现代的无望，自己却全然不知。厄普代克引导我们认为社会进化就是这样发生的。[3112]

索尔·贝娄（Saul Bellow）于1976年荣获诺贝尔奖，不过更加令人艳羡的是：在长达50年的创作过程中，他每十年至少能推出一部杰作：《晃来晃去的人》（1944）、《雨王亨德森》（1959）、《赫索格》（1964）、《洪堡的礼物》（1975）、《院长的十二月》（1982）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1987）。[3113]贝娄于1915年生于加拿大犹太移民家庭，在芝加哥长大，他的作品大多以芝加哥或纽约为背景，无论如何，都是在城市里。但是，这并不是厄普代克的世界。贝娄笔下的人物大多是犹太作家或学者，而不是商人，他们愿意反思，在大众文化和大城市的大众社会面前，经常感到无所适从，有种“形而上学的饥饿感”。[3114]《晃来晃去的人》一书深受卡夫卡、萨特和加缪的影响，贝娄这样描述主人公：“他问了自己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但愿已经有答案，即‘好人应该怎么活，应该怎么做？’”在《奥吉· 玛琪历险记》（1953）中，主人公说：“我们有些人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我们按照本性生活的代价，以及按照这种方式生活又会发生哪些事情。至于到底要花多长时间取决于我们从社会中尝到的甜头消隐的速度。”贝娄的所有作品都是关于这种或那种的“社会甜头”以及自我与他者、群体和社会之间的联系。贝娄认为，社会契约的性质是所有问题的根本，包括政治学的根本问题、资本主义最深层的矛盾，以及科学尚未着手应对而宗教又不再具备权威性的最重要的现象。[3115]在《赫索格》中，我们看到一个人物决心不屈服于当时盛行的虚无主义；在《洪堡的礼物》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喋喋不休的莫扎特”，一会能说会道的诗人，他死时一文不名，而他那后现代的学生，满脑子想着商品，却腰缠万贯。在《院长的十二月》中，院长阿尔伯特· 科尔德来自自由之城芝加哥，那里充满暴力、癌症和后现代的混乱，他到当时还处于铁幕之下的布加勒斯特访问，那里还存在家庭和家庭生活。他不断地权衡自己对城市生活的无望了解和宇宙天体物理学的确定性，后者也是他的罗马尼亚妻子每天关心的事情。《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的格言是“更多的人不是死于放射而是死于心碎”，它以特有的悲剧形式展现科学的某些局限（这本书是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