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帝国的回音

缔结了一段婚姻，却又受到婚姻的束缚，只不过束缚的形式不一样罢了。他也不再写招牌了，转而主要给儿子写信。毕司沃斯像个作家一样，发现了语言的妙处，因而发现了另一个层面的自由。但是，奈保尔暗示，完全的自由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满足源于爱和被爱的毕司沃斯已经达到了这个状态，但这不是自由。在《模仿者》（1968）中，故事背景变成了英国，那不是贫穷的特立尼达岛人梦想中的英国，而是移民眼中无趣的英国郊区，对他们来说，现代城市生活就是不断地找工作，长期劳顿，生活困顿。[3081]自由又一次归结为用一种挣扎取代另一种挣扎。他后期的作品，如荣获布克奖的《自由国度》（1971）、《游击队员》（1975）和《河湾》（1979），则有着更明显的政治意味，刻意以格格不入的方式比对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3082]在1971年发表的《自由国度》中，两名白人琳达和博比驱车返回侨乡，途经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非洲黑人国家。他们的政治观点南辕北辙——博比是一名自由主义的同性恋者，而琳达则是一名夸夸其谈的右翼分子。奈保尔感到奇怪的是，他们俩永远观点相左，又怎么能自在地享有那么多自由呢？果不其然，两人在车里爆发了战争。

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的电影里不仅能看到几分德塞和纳拉扬的影子，更多的则是鲁西迪和奈保尔的元素，因为他不仅仅是电影制作人，还是广告艺术家、书籍装帧设计师、儿童读物和科幻小说作家、知名音乐家。他成为电影制作人是1945年的事情，当时有人请他为儿童版的通俗小说《大路之歌》画插图。[3083]雷伊随即产生了将其拍成电影的想法，虽然没有制作电影的经验，他开始利用周末时间着手去做（完全没有所谓的剧本）。[3084]这个项目历时十年，其间雷伊数次遇到财务问题，后来孟加拉政府施以援手，才最终完成。[3085]这部电影几经周折，终获成功，并成为雷伊首个三部曲的开篇之作，雷伊也因此成名：《阿普三部曲》［‘Apu’ trilogy，还有拉维· 香卡作曲的《大河之歌》（1956）、《大树之歌》（1960）］、《觉醒的女性三部曲》［包括最著名的《孤独的妻子》（1964），时至今日依然很受欢迎］和“城市”电影三部曲，包括《中间人》（1975）。[3086]雷伊的电影被视作是亨利· 詹姆斯和安东· 契诃夫的综合，不过雷伊从不吝啬流露丰富的情感，而詹姆斯却鲜少如此。雷伊的魅力在于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大路之歌》讲述一家人如何讨生活；《孤独的妻子》讲述的是一个女人与丈夫的表弟之间的私情；《中间人》讲述的是一个商人专为客户物色女人的故事），细节繁多，面面俱到。雷伊的传记作者指出，雷伊的世界里很少有坏人，因为他试图去理解每个人的想法。与其他作家一样，雷伊也意识到了印度的衰落，但是他对种种矛盾处之泰然。[3087]

1986年诺贝尔文学获得者是尼日利亚作家兼戏剧家沃莱· 索因卡；1991年埃及小说家纳吉布· 马哈富兹获此殊荣；同年，另一位尼日利亚作家本· 欧克里荣获布克奖。这表明，非洲文学终于获得西方文学“机构”的认可了。然而，当代非洲文学不如印度文学和南美洲文学那样具有世界性。索因卡曾经在英国求学，并为英国皇家剧院审编剧本，在《神话、文学与非洲世界》（1976）一书中，他竭力推出众多同胞作家，使他们在西方语境中受到更多的关注。[3088]

索因卡对文学的贡献类似于巴兹尔· 戴维森对非洲考古学的贡献，除了上文提到的《神话、文学与非洲世界》一书以外，他的诗歌和戏剧都反映他的卓越贡献。索因卡的文学才华（特别是戏剧才华）最终使他荣膺诺贝尔奖，在这一点上，他胜过了钦努阿· 阿契贝。（1987年，阿契贝的小说《荒原蚁丘》曾入围布克奖候选名单。）索因卡是独立前伊巴丹大学培养出来的一代优秀作家之一，这些作家包括希普林· 埃昆西、克里斯托弗· 奥基布和约翰· 佩珀· 克拉克，他们的部分作品在《神话、文学与非洲世界》一书中也有提及。除了向全世界的读者推介作家以外，这本书还想做成两件事情：首先他要表明非洲黑人文学有其独特性，与其他伟大的文学有共同的主题，而且同样丰富、复杂、智慧。其次，在讨论杜洛· 拉迪普的约鲁巴戏剧、奥伯图德· 伊基米尔的《奥巴塔拉的囚禁》或乌斯曼· 塞姆班的《上帝的些许木头》的同时，索因卡还强调了非洲文学不同于西方文学的特色。[3089]在此，他强调典仪的集体经验，指出西方个人主义与非洲经验是相悖的。在非洲的社会契约中，社会生活第一；为了生动阐述典仪，索因卡用了一个类比说明典仪的影响：“假设他［故事的主人公］是个悲剧人物：一段悲情的慷慨陈词之后，出现了一段空白，观众就忐忑不安了，猜想他忘记台词了吗？他大脑短路了？人物的行为将体现社会行为，主人公的幸福与整个社会的幸福密不可分。”[3090]索因卡认为，无论什么故事，只要在非洲文学中发生，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索因卡既是一名富有创造力的作家，也是一名批评家。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文学和文化批评异常丰富，同时也特别富有争议，尤其是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后殖民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批评，以及以文化研究著称的学科发展。

后殖民主义批评领域中比较突出的有两位：爱德华· 萨义德和佳亚特里· 斯皮瓦克。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巴勒斯坦裔学者，他发表了很多作品，尤其是在《东方主义》（1978）、《报道伊斯兰》（1981）以及《东方主义再思》（1986）中，他探讨了自19世纪早期的“东方研究”兴起以来，西方人如何看待“东方”。[3091]他研究了众多学者、政治家、小说家，甚至画家的作品，从西尔维斯特· 德· 萨西（其作品《阿拉伯文选》发表于1806年）、古斯塔夫· 福楼拜、亚瑟· 詹姆斯· 贝尔福、T. E.劳伦斯到20世纪60和70年代发表的学术作品。《东方主义》的封面是一名身披巨蟒的裸体男孩站在毡毯上献艺，观众则是一群佩剑、佩枪的深肤色阿拉伯人，他们懒洋洋地靠在一堵用阿拉伯花纹和经文装饰的瓷砖墙上。这是让—莱昂· 杰罗姆所著《弄蛇人》（1870）中的一个细节，它准确地阐明了萨义德的论点。因为这代表了虚构的东方，一个满是漫画化的、过于简化的刻板东方。萨义德的论点是，西方从事东方研究的思想史已经被政治权力所玷污，作为单一实体的“东方”概念不仅荒唐，而且也是对涵盖众多文化、宗教、种族的这片广袤地区的轻视。据此，世界被分成不相等的两半，原因是根植于（帝国）政治权力的不平等交流。他说，虚构的“神秘东方”魔鬼学认为“东方人”总是懒惰、阴险、不理性。萨义德表示，德· 萨西试图将“东方研究”等同于拉丁和希腊文化研究，从而得出东方与古希腊或罗马同质的观点。在《包法利夫人》中，爱玛过着单调忙碌的资产阶级生活，但她对自己生活中所没有的一切充满渴望，例如“东方的那一套：闺房、公主、王子、奴隶、面纱、跳舞的年轻男女、果汁、药膏，等等”。[3092]在约瑟夫· 康拉德的《胜利》中，他笔下的女主人公阿尔玛（Alma）的魅力不可抗拒——但到19世纪中叶，这个名字却让人想起出卖色相的舞女。然而，萨义德提醒我们，在阿拉伯语中，Alemah意为“博学的女人”；埃及社会用这个名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