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

他们眼不见、心不烦。不过，他们暗示，这些措施可能会遭遇失败：“种族主义将以更恶毒的新形态再现。”[3027]

赫恩斯坦和默里都是传统爱好者。他们乐于看到旧式家庭、小型社区和熟悉的教育形式的回归，乐于看到学生们学习历史、文学、艺术、伦理学和科学，并且能够按照严格的标准权衡、分析和评价论点。[3028]他们认为智商测试不仅奏效，而且还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分水岭。智商测试与民主政治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普遍成功相结合，将推动R. A.费希尔所说的逃离的进化，促使社会迅速按照智商分层，当然，这种分层大体上也会遗传下来。实际上，我们正在见证精英阶层的崛起。

《钟形曲线》在大西洋两岸引发了一场重大争议，这并不奇怪。整个20世纪，白人一直站在过去所说分界线的“正确”的一边，如今竟然有两位学者得出结论，称白人都是傻瓜。他们期望什么样的反应？很多人反击赫恩斯坦和默里的说法，在1995或1996年，至少有六本书研究（主要是驳斥）《钟形曲线》观点的图书问世。1996年，史蒂芬· 杰· 古尔德的《人的误测》再版，新增了回应《钟形曲线》的章节。他的要点是，这是一场需要专业技术知识的论战。例如，加入论战的众多评论家（该书引发了两百多篇书评或相关文章）都不太擅长使用统计资料。古尔德却办到了，并对此加以驳斥。他特别批评赫恩斯坦和默里注重统计学的形式而非效果。他对此加以研究后认为，他们发现的关联只能解释不到20%的偏差，“通常低于10%，甚至低于5%。这就意味着你不能根据一个人的智商成绩预测其行为”。[3029]这正是克里斯托弗· 詹克斯在三十年前得出的结论。

就在《钟形曲线》引发的争论甚嚣尘上之时，一项生物学计划已经基本就位，它将引起一场规模更大的争议。这便是绘制人类基因组图谱，准确描述构成人类遗传的所有核苷酸的宏大计划。未来，该计划将为人类干预基因组成提供基础。

整个20世纪80年代，人们持续关注此事。此前，波士顿医生维克托·麦库西克（Victor McCusick）曾广泛收集医疗记录，并首先于1966年发表《人类孟德尔遗传》一文，列举各种已知遗传疾病。可以说，从此以后，人类基因组计划（HGP）就开始持续升温。[3030]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科学家们相继认识到绘制完整基因组图谱的意义。1986年3月7日，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克学院院长雷纳托·杜尔贝克（Renato Dulbecco）在《科学》杂志上撰文，宣布了一条震惊同行的消息：如果遗传学家能确定人类基因组序列，那么人类对抗癌症的战争将会更快结束。[3031]这引起了包括能源部和国家卫生研究院在内的众多美国政府部门的关注，也引起了意大利、英国、日本和法国（大致是这个次序，德国落后些，主要是因为生物学在纳粹时期扮演的角色富有争议）科学家的关注。1986年7月，霍华德· 休斯医学研究所召集相关各方到华盛顿出席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两个影响。1988年2月，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发布了《人类基因组的绘图与排序》报告，该报告提出了一项年预算高达2亿美元的合作研究计划。[3032]同年，詹姆斯· 沃森被任命为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副主管，这是再合适不过的安排了；当年晚些时候，他专门负责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1988年4月，人类基因组组织成立。这是一个国际科学家联盟，由各国科学家分担研究任务，尽量避免重复研究，其目标是在21世纪尽早完成人类基因组的图谱绘制。人类基因组项目进展并不顺利。1992年4月，由于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个别科学家就其基因组序列申请专利，詹姆斯· 沃森提交了辞呈。与其他很多人一样，沃森认为人类基因应该属于每一个人。[3033] 1988至1989年间，基因组项目继续运行。其时，苏联共产主义走向崩溃，柏林墙被拆除，这些事件开启了政治意义上的新时代，知识界同样如此。人类基因组组织并不是1988年唯一重大的创新，那一年还见证了互联网的诞生。

就在詹姆斯· 沃森主持基因组项目时，他的老同事、双螺旋结构的共同发现者弗朗西斯· 克里克也在主持意识研究，这可能是迈入21世纪时最热门的生物学课题。1994年，克里克发表了《惊人的假说》，倡议学界对这个终极谜团/问题发起大规模研究。[3034]意识研究（consciousnessstudies）自然与神经学研究有所重叠。神经学研究在识别大脑的不同结构（如语言中心）方面取得了很多进展；另外，在神经学研究中使用磁共振成像技术可以看出譬如说当人们只思考语词意义时用到了大脑的哪些部分。但是无论是哲学家还是生物学家，都同样重视意识研究。正如约翰·马多克斯（John Maddox）在其1988年著作《科学并未终结》中所说：“即使再怎么反省也无法弄清自己头脑中哪个部分的哪些神经元执行了哪个思维过程。这些信息似乎都瞒着人类用户。”[3035]

有些科学家认为意识没什么好解释的。他们相信，当你把“一堆神经元”放到一起时，就自然呈现一种“凸显特征”（emergent property）。其他人则认为这种观点很荒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的米尔斯讲席荣誉教授约翰·塞尔（John Searle）就以水的流动性为例，较好地解释了“凸显特征”。水分子群聚时的表现解释了流动性，但是单个分子却并非液态。当时，我们对意识问题的理解很不成熟，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就此展开讨论，即使是在“大脑的十年”之后，情况依然如此。1990年1月1日，美国国会采纳了“大脑的十年”这一词条。[3036]这一提法引发了很多革新和会议，强调采用新方法从事意识研究。例如，1994年4月，位于图森的亚利桑那大学召开了意识科学的第一届国际研讨会，与会代表超过1000人。[3037]同年，第一期《意识研究杂志》出版，其参考文献包括1000多篇最新论文。同时，市面上还出现了大量有关意识的书籍，其中最重要的有：杰拉尔德· 埃德尔曼的《神经达尔文主义：神经元组选择理论》（1987）、埃德尔曼的《记忆中的现在：意识的生物学理论》（1989）、罗杰· 彭罗斯的《皇帝新脑》（1989）、柯林· 麦克金的《意识问题》（1991）、丹尼尔· 丹尼特的《意识的解释》（1991）、约翰· 塞尔的《心灵的再发现》（1992）、埃德尔曼的《明亮的空气，炫丽的火焰》（1992）、弗朗西斯· 克里克的《惊人的假说》（1994）、罗杰· 彭罗斯的《思想的阴影：寻找失去的意识科学》（1994）和大卫· 查默斯的《有意识的心灵：寻找基本理论》（1996）。其他研究意识的期刊也开始出现，剑桥大学耶稣学院针对该议题举办了两次国际会议，结集发表了《自然的想象》（1994）和《意识与人类身份》（1998）两本论文集，编辑都是约翰· 康威尔。

就这样，意识研究在这十年中如火如荼。客观地说，这一主题的研究者又分为四个阵营。英国哲学家柯林·麦克金（Colin McGinn）一派认为，意识基本上是无法解释的，而且是永远不能解释的。[3038]我们之前谈到的部分哲学家（如托马斯· 内格尔和希拉里· 普特南）也声称，就目前（可能直到永远）来说，科学无法解释qualia（即我们理解为意识的第一人称感知体验）。接着，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