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

料，进化的速度会不时发生变化。

第二个分歧产生于1979年，当时古尔德和理查德·莱旺庭（Richard Lewontin）在《英国皇家学会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圣马可的三角壁和过分乐观的范式：对适应论纲要的批判》的论文。[3017]这篇论文解释了一种怪异的建筑范例，其中心观点是，三角壁（两个圆形拱门在恰当角度交叉形成的锥形三角空间）实际上并不是一种设计特点。古尔德和莱旺庭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见过这些特征，认为它是其他诸如拱门等更重要的特征的必然副产品。虽然看起来很协调，但它们并不是对结构的“适应”，只不过是主要设计到位后的自然产物。古尔德和莱旺庭认为生物学中也有类似的情况，自然界中看到的特征并不全是直接的适应现象；他们认为适应现象这种说法过于乐观了。相反，也存在生物学三角壁这样的副产品。古尔德和莱旺庭认为，与间断平衡一样，三角壁的方法是对达尔文主义的激进修正。他们甚至宣称语言是一种生物学三角壁，是大脑在其他方向发展过程中偶然发生的意外现象。这种说法太特别、太重要了，道金斯和丹尼特等人不可能置若罔闻。事实上，即使在建筑学中，三角壁也并非不可避免，当两个拱门在恰当的角度相遇时有其他处理方式；这种将语言看作三角壁、看作是其他适应现象的一种副产品的观点，与间断平衡一样，也没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古尔德及其同行的第三个分歧在于他1989年发表的著作《奇妙的生命》。[3018]这本书对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一种富含化石的岩石——伯吉斯页岩——的形成史进行重新研究和再解读。自20世纪初以来，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就对这种岩石非常熟悉了。古尔德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结论，寒武纪时期曾经发生过生命形式的大爆炸，“生命形式的多样性远远超过今天的整个动物王国。这些生命形式多在大灭绝中消失，但其中脊椎动物和人类成了幸存者”。古尔德进而说道，如果能够重新播放进化“磁带”，其结果未必相同——如今看到的可能是另外一群幸存者。这显然属于异端，主流的科学观念再次站到了古尔德的对立面。在介绍丹尼特和考夫曼时，我们已经知道，任何问题都只有少量的设计解法；此时人们普遍觉得，如果有人能让进化重新来过，还是会出现类似人类的生物。就连古尔德对伯吉斯页岩的解读也遭到了批评。剑桥大学古生物学小组成员西蒙·康威·莫里斯（Simon Conway Morris）几十年来一直在研究页岩，他在1998年发表的著作《造物的严酷》中总结道，事实上，数量庞大的三叶虫确实符合广泛的进化观念，我们可以将其与现存的动物家族相比较，不过我们也许在动物分类方面出了点差错。[3019]

也许有些读者觉得古尔德在努力重塑古典达尔文主义的过程中一再受挫，会使其热情受到打击，但他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不过，古尔德、莱旺庭等人不同于新达尔文主义同行的第四个方面倒有点特别。1981至1991年间，古尔德和莱旺庭出版了三部著作，向“基因的教条”发起挑战，用莱旺庭的话说，新达尔文主义会“为社会内部和不同社会之间的不平等辩护，并宣称这些不平等永远不会变化”。在《人的误测》（1981）中，古尔德研究了智商的争议史、智商的意义及其与阶级和种族的关系。[3020]1984年，莱旺庭和史蒂芬· 罗斯、莱昂· J.卡明一起发表了《不在我们的基因中：生物学、意识形态和人性》，他们认为生物学源于19世纪的资产阶级政治心态，称诸如智商等量化概念是肤浅的，而将精神疾病说成仅仅是生化疾病则主要是为了避免政治麻烦。[3021] 1991年，莱旺庭在《基因的教条》一书中进一步论证，称DNA完全符合普遍意识形态；因果链也简单，主要是一对一的；目前的DNA研究也看不到能治愈困扰人类重大疾病的希望，如癌症、心脏病和中风；整个知识结构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回馈科学家，而不是促进科学或帮助患者。他写道，最危险的是，“自从分子生物学领域取得最初的发现以来，有一点很清楚：创建转基因生物秩序的‘基因工程’极有可能产生私人利润。……我所认识的杰出的生物学家没有谁不在生物技术行业占有股份”。[3022]他认为，E. O.威尔逊等进化论生物学家所描述的人性“纯属虚构”，不过是迎合理论家们固守的理论而已。

鉴于古尔德和莱旺庭的态度，也难怪他们会卷入1994年爆发的那场众所周知的生物学争论。当时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J. Herrnstein）和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合作发表了《钟形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力与阶级结构》。[3023]

《钟形曲线》的写作耗时十年，其主要观点有两个层面。在某些地方，它直接再现了迈克尔· 扬的《知识精英的崛起》，不过赫恩斯坦和默里不是讽刺作家，他们的态度极其严肃。他们说，随着20世纪越来越多的大学向普通民众开放，随着智商测试日益完善并且比其他指标（如大学成绩、面试或个人履历）更能预示工作表现，随着社会环境对大多数人而言更均衡，社会上出现了“认知精英”（cognitive elite）。这种筛选过程引起了三种现象，并且在未来会愈演愈烈：其他人还在努力挣钱糊口的时候，认知精英变得越来越富有；在职场和居住区，认知精英实际上与其他人离得越来越远；认知精英越来越倾向于内部联姻。[3024]赫恩斯坦和默里还重新分析了全国青年纵向研究的结果，这个数据库覆盖了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400万美国人。例如，他们得出结论，相对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背景，低智商更是贫穷的先兆；中途辍学的学生几乎全部来自智商成绩分布靠后的25%；低智商人群更可能在进入婚姻不久就离婚，从而拥有非婚生子女。他们发现，低智商的家长往往靠福利度日，其子女的出生体重偏低。低智商的男性更容易坐牢。接着就提到了种族问题。赫恩斯坦和默里大费周章地为其观点做铺垫，他们表示高“智商”不见得使一个人受人艳羡或珍惜，不同种族的智商差异正在缩小。但是，在将受教育程度和贫困状况相对比之后，他们仍然发现，有亚洲血统的美国人智商高于“白人”，“白人”的智商高于黑人。[3025]他们还发现，刚到美国的新移民智商成绩低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最后，他们表示忧虑，认为美国人的智商水平正在下降。他们认为，部分原因在于种族退化的趋势，即智商低的人会生更多孩子，但这还不是唯一的原因。实际上，美国的学校教育体系已经降低难度（dumb down），以满足中等或中等以下学生的需求，这意味着中等学生没有受到负面影响，这与公众看法相反。受影响最大的是优秀学生，在1972至1993年间，他们的SAT（学业能力测试）成绩下降了41%。他们责怪家长不要求孩子用功读书，责怪电视取代报纸成为信息来源，责怪电话取代书信成为自我表达的新方式。[3026]而且，他们还认为，平权运动并没有帮到弱势人群，反而使他们的境遇恶化。但是，赫恩斯坦和默里认为，认知精英的出现，这种“无形的迁移”和“成功者的分化”，以及富裕阶层和认知精英的利益融合才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最重要、最悲观的部分。他们表示，认知精英将惧怕正在形成的“底层阶级”（underclass），将“善意”地对其加以控制（这正是默里的对手约翰· 肯尼思· 加尔布雷思在《心满意足的文化》中的基本观点）。他们将为底层阶级提供福利，只要后者能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