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

学领域的查尔斯· 西蒙尼荣誉教授。他的其他作品还有《延伸的表现型》（1982）、《伊甸园之河》（1995）、《攀登不可能之山》（1996），以及1989年再版的《自私的基因》。与道金斯的很多其他作品一样，《盲人钟表匠》仍然反映了他希望一劳永逸地消除进化论中模糊的概念。[3006]一位反进化论者诘问说：如果进化属实，为什么不存在中间形式的生命，眼睛或翅膀等复杂的器官如何不经中间形式直接形成？总得有个上帝一样的设计师来安排这一切吧？因此，道金斯煞费苦心地驳斥这些反对意见。以翅膀为例，“今天存活的很多动物出色地表现了连续进化中的每个阶段。青蛙利用脚趾间的蹼滑行；树蛇身体扁平，能拍击空气；蜥蜴身上有副翼；还有若干哺乳动物利用肢体间延伸出来的膜滑行，这些都告诉我们，蝙蝠必定是采取这种行动方式的始祖。与神创论文献相反，不仅拥有‘半只翅膀’的动物很常见，而且拥有四分之一只翅膀或四分之三只翅膀的动物也很常见”。[3007]道金斯的第二个目标是强调自然选择确实发生了，他引用了一些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其中最好的例子是蝉，它的生命周期总是质数（十三年或十七年），问题是蝉的成熟期不可预料，这意味着它们赖以生存的物种永远都无法适应它们的到来时刻，因为这一时间在数学上是随机的！但是道金斯的主要原创性贡献在于他提出了“文化基因”概念，这个新词描述的是基因的文化对等物。[3008]道金斯认为，人类认知发展的结果是，诸如思想、观点、书籍、旋律和文化实践等事物逐渐变得类似于基因，越成功的事物（那些使拥有者蒸蒸日上的东西）就越容易存活下来，并加以“复制”供后人使用。

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任教于波士顿附近的梅德福的塔夫茨大学，他也是一位坚定的新达尔文主义者。在《达尔文的危险观念：进化和生命的意义》（1995）一书中，丹尼特直言不讳地说：“如果要我就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颁奖，我不会颁给牛顿和爱因斯坦或其他人，我会颁给达尔文。自然选择进化的观点轻松地将生命、意义和目的的领域与空间、时间、因果、机制和物理法则的领域相结合。”[3009]与威尔逊和道金斯一样，丹尼特炮轰了进化论的反对者：“达尔文的危险观念是还原论的体现。”[3010]他的著作试图说明，生命、智慧、语言、艺术，最后还有意识，本质上只是“工程问题”。我们还不能够解释自然选择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微小步骤，但丹尼特毫不怀疑将来某天我们能够奉上清晰的解释。也许其著作的核心（因其内容丰富，故而至少是一大核心）是审视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写于1993年的著作《秩序的起源：进化中的自我组织和选择》。[3011]考夫曼批评自然选择，因为他认为有机体之间的相似性未必暗示血统；所谓的血统相似性可以轻松地归因于一个事实，即任何问题都只有少量的预设方案，这些“内在的”方案塑造了有机体。[3012]丹尼特承认，考夫曼的观点比反对自然选择的其他任何理论都更中肯，但是他认为这些“设计限制”实际上只是增加了进化的可能性，并用诗歌予以类比。他指出，当诗人按照韵律写诗时，会发现他能够施展的天地要比写购物清单大得多。换句话说，秩序可能起初是限制，但是最终却是自由的状态。除了强调生命是通过自然选择塑造的物理工程现象之外，丹尼特的另一个主要目标是理解当时生物科学尚未解决的最重要的谜团：意识。这一点本章后面部分会详细谈到。

萨塞克斯大学的荣誉教授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是新达尔文主义者的老前辈，早在1956年就出版了首部著作。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有科普意识，却是最具独创精神的思想家和坚定的理论家。1995年，他与埃俄斯· 萨思麦利联合发表了《进化中的重大转变》，书中的章节标题清楚地概括了他的论证框架：

化学进化

模板的进化

转译的起源和遗传密码

原始细胞的起源

真核细胞的起源

性别的起源和物种的性质

共生现象

空间格局的发展

社会的起源

语言的起源[3013]

就在梅纳德· 史密斯和萨思麦利共同推出著作的同时，麻省理工学院的大脑和认知科学教授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发表了《语言本能》。梅纳德· 史密斯和平克二人的著作最终平息了斯金纳和乔姆斯基之间的论战，他们共同得出了同一个结论：语言能力大部分是遗传的。[3014]他们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主要是参考了不同形式的脑损伤对语言能力的影响，儿童的语言发展及其与已知的儿童神经系统的成熟变化之间的关系，早期语言对后期语言的派生，各种原始人头骨的相似程度，更不用说还有黑猩猩大脑的某些区域等同于人类大脑，似乎可以解释它们接收来自同伴的警报和其他呼唤的现象。平克也提出了家族语言障碍的证据（特别是阅读障碍）和一项名为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术的新技术。这项技术的应用是指，志愿者吸入有轻微放射性的气体，然后将头放入伽马射线检测器，接着由计算机计算出大脑的哪些部位被“照亮”了。[3015]至此，似乎可以肯定的是，语言是种本能，至少有强烈的遗传因素。实际上，其证据确凿到了简直难以理解为何有人提出质疑的地步。

与威尔逊、道金斯、丹尼特等人并驾齐驱，又偶尔针锋相对的是另一派生物学家，他们在很多事情上同意前者的意见，但是在少数根本论题上持不同意见。这派人物包括哈佛大学的史蒂芬· 杰· 古尔德和理查德· 莱旺庭、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尼尔斯· 埃尔德雷奇和英国开放大学的史蒂文· 罗斯。

这些人中最负盛名的要数史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古尔德是一名多产的作者，他的书名无不充满热情而又不失慈爱：《自达尔文以来》（1977）、《熊猫的拇指》（1980）、《人的误测》（1981）、《母鸡的牙和马的蹄》（1983）、《火烈鸟的微笑》（1985）、《奇妙的生命》（1989）、《为雷龙喝彩》（1991）、《八头小猪》（1993）和《列奥那多的蛤蜊山和食虫减肥餐》（1999）。古尔德及其同仁在四个方面有别于道金斯和丹尼特的派别。第一是所谓的“间断平衡说”（punctuated equilibrium），这个观点要回溯到1972年，当时尼尔斯·埃尔德雷奇（Niles Eldredge）和古尔德在一本古生物学著作中发表了一篇题为《间断平衡：另一种世系渐变》的论文。[3016]其主旨是，化石检验显示，虽然传统的达尔文主义者倾向于认为进化演变是渐进的，但实际上过去出现了很长一段停滞时间，什么也没有发生，接着就突然而迅速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认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缺少中间形态，也解释了新物种是如何形成的：原因在于生物环境突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度有追随者认为这个理论隐喻了突发革命是一种社会变革的形式（古尔德的父亲是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大约三十年后，间断平衡理论魅力不再。地质学上意义上的“突发”不同于人文意义上的“突发”——它涉及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的过程。可以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