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

始的相关性，它们可能同属于某一超级语系，到了某一时期，该语系遭到外族分裂，而后来讲纳得内语的人被赶到美洲。这一证据还证实了讲巴斯克语的人种极其古老，他们的语言和血液与周围的人群迥然不同。卡瓦利—斯福扎注意到巴斯克民族邻近早期欧洲洞穴壁画遗址，他怀疑这可能是古代人在洞穴墙壁上记录狩猎和采集技巧，抵挡中东种植人口扩散的一个证据。[2996]

最后，卡瓦利—斯福扎试图回答两个最令人着迷的问题——语言最早何时产生？是否存在某种单一的古代语言，即真正的母语？前面已经提到，一些古生物学家相信尼安德特人因为没有语言而在2.8万年前消亡。但是卡瓦利—斯福扎又指出，我们大脑中负责语言的区域位于眼睛后面的左侧，这使得两侧颅骨稍微有些不对称。这种不对称现象在猩猩身上没有，却在200万年前的能人头盖骨中存在。而且，我们的脑壳在30万年前就停止发展了，因此，语言的历史应该比很多古生物学家设想得更古老一些。[2997]另一方面，就语言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其速度大体为人所知）的问题而言，研究也指出主要的超级语系于4万年前至2万年前才分裂。这一矛盾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关于母语的问题，卡瓦利—斯福扎赞同格林伯格的看法，后者称至少有一个词在所有语言里面都是共通的。这就是词根tik。[2998]

至于从西欧延伸至印度的印欧语系，剑桥考古学家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将格林伯格的方法发扬光大，利用碳—14在断代方面的革命性突破验证了他的学说。在《考古学与语言》（1987）中，伦弗鲁的目标是不仅要考察语言的起源，还要将这些发现与考古学的其他发现相比较，看看能否达成一致，最有争议的是还要鉴别印欧人的最早家园，看看这对总体的人类发展而言有何启示。伦弗鲁先按民族介绍规则语音的演变：接着继续研究语言变化的速度，思考最早的词汇可能是什么。伦弗鲁一边比较关键词（如眼睛、雨和干燥）的用法变化，一边分析早期陶器，了解农耕方法，还考察了欧洲及邻近地区的农耕传播。他得出结论，印欧人的主要家园，即母语“原型印欧语系”（proto-Indo-European）出现的地方，位于公元前6500年安纳托利亚的中部和东部；这种语言的分布与农耕的传播有关。[2999]

所有这些都说明考古学、语言学和遗传学之间存在惊人的吻合。人类分布到世界各地，尼安德特人消亡，人类来到美洲，语言出现并伴随艺术和农业传播，语言与陶器相关联，今天我们周遭的不同语言，这一切的一切都各有其次序，也由此开启了进化综合论的最后篇章。

在如此强劲的研究或经验背景下，有关进化的理论研究工作一派繁荣也就不足为奇了。20世纪80和90年代，生物学著作一度成为文坛现象，这倒有点奇怪。生物学家、古生物学家和哲学家写出的众多畅销书遍布书店的书架，这表明阅读趣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下一章我们会谈到的物理学和数学的发展。按照字母顺序，在这轮达尔文主义研究的复兴中出现的主要作者有：理查德· 道金斯、丹尼尔· 丹尼特、尼尔斯· 埃尔德雷奇、史蒂芬· 杰· 古尔德、理查德· 莱旺庭、史蒂芬· 平克、史蒂芬· 罗斯、约翰· 梅纳德· 史密斯和E. O.威尔逊。这些人合称新达尔文主义者，他们唤起了公众的热情，也招来了敌意：新达尔文主义者的书都很畅销，但是在1998年，道金斯一度被认为是“英国最危险的人物”。[3000]

新达尔文主义者传达的是一种双重讯息。一种观点以威尔逊、道金斯、史密斯和丹尼特为代表，另一种观点则以埃尔德雷奇、古尔德、莱旺庭和罗斯为代表。威尔逊本人著有两类书。第一类是《社会生物学》（1975）、《论人性》（1978）和《论契合》（1998）。这些书都含有某种坚定的新达尔文主义，其中心观点在于，威尔逊认定“基因牢牢地掌控着文化”。[3001]威尔逊想在C. P.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之间架起桥梁，他认为这种桥梁是存在的，他还想证明科学能洞察人性，从而解释文化：“这个论点的本质在于，大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能帮助那些负责组装大脑的基因存活下来并实现复制。”[3002]威尔逊相信，生物学最终将能够解释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所有这些学科将实现更密切的融合。在《论人性》中，他进一步阐述了《社会生物学》的观点，认为人类经验的很多方面能够用相应的术语解释。例如，他谈到了高攀婚姻的概念，即女性与拥有财富和地位相当或稍高的男性结婚；他指出，世界上的伟大文明虽然互不接触，却以大致相同的顺序发展出相似的特征；他相信，长期的肉类短缺可能导致了伟大宗教的诞生，因为随着早期人类离开野味丰富的地区，精英集团发明了宗教规则，仅限某一宗教集团能食肉；他还引用西弗吉尼亚州阿尔德森联邦女子管教所的犯人为例，在那里，有一对妇女性关系活跃，互称“丈夫”和“妻子”，其他女性则以这对夫妻为核心组成了类似于家庭的单位，相互之间称“兄弟”和“姐妹”，年长一些的则称“叔叔”和“阿姨”，他指出男性犯人从未出现过这种组织方式。[3003]我们可以看出，威尔逊的作品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主题，那便是揭示人类的文化生活，甚至伦理生活都可以从生物学和遗传学角度加以解释，他的措辞欢快、乐观，却强硬而不容妥协。

在其第二批作品中，特别是在《热爱生命的本性：人类与其他物种的纽带》（1984）中，威尔逊的目标是要揭示，相较于其他任何方式，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能够更为深入、全面地解释我们的生活。[3004]他认为生物热爱生命的本性可以解释人的审美观（相对于都市景观，我们更喜欢草原风光），可以解释为何科学地理解动物生活能够丰富我们对自然诗篇的解读，也可以解释为何不同民族的人们都害怕蛇（因为它很危险，无须搬出弗洛伊德的理论）；此外，他还带领读者加入科学发现之旅，不仅说明科学发现在思想上如何令人振奋，而且说明科学发现如何赋予生命以意义（诚然是指部分意义）。例如，他向我们揭示他如何证明一个岛屿的大小与它能容纳的物种数量有关，从而深化我们对环境保护的理解。《热爱生命的本性》一书引发了读者的共鸣，也催生了很多研究。十年后，即1992年8月，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召开了一场专门会议，将这些研究成果汇集到了一起。会议还收到了更为系统的研究成果，例如，如果可以选择，人们更喜欢在不起眼的乡村山水中生活；一项监狱研究表明，比起囚室面向操场的犯人，囚室面向田野的犯人相对不容易生病；研究还发现了一系列可能引发身心失调疾病的生物群（苍蝇、蜥蜴、秃鹰），而且这种现象与食物禁忌有关。这次会议还探讨了詹姆斯· 拉夫洛克于1979年发表的盖亚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整个地球生物群是一个相互调节的体系，相较于物理学，它更接近于生理学（即，大气中的气体、海洋的盐度和碱度等都通过调节保证最多数量的生物存活，如同一个庞大的有机体）。生物热爱生命的本性是社会生物学的延伸，是其不太反传统的版本，却不如社会生物学那么流行。[3005]

提出新达尔文主义世界观的理查德· 道金斯在科普热情方面仅次于威尔逊。道金斯于1986年发表作品《盲人钟表匠》，并于次年获得英国皇家学会文学奖，后于1995年成为牛津大学公众理解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