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

察了布拉索斯河，按照环形的路线寻找它与该地区其他特征相关的证据。他仔细考察地图和重力异常的情况，最终发现一个可能是撞击坑的圆形结构，位于哥伦比亚以北的加勒比海海底，一直延伸到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起初其他古生物学都持怀疑态度，但是当希尔德布兰德的看法得到了熟悉尤卡坦半岛的地质学家的支持以后，他们很快确定这个地区就是撞击地点。人们感到疑惑的原因在于，撞击坑，即希克苏鲁伯陨石坑（Chicxulub），被埋在年代更近的岩石下面。[2982]希尔德布兰德及其同事于1991年发表论文，并引起轰动，至少在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之间如此，现在所有相关学者都必须完全修正看法：灾难性事件可能会影响进化。[2983]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发现也带来了其他惊喜。第一，它证明撞击坑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沼穴布局，而这种布满泉水的湖区地形构造为玛雅文明提供了条件。[2984]第二，此时古生物学家还发现了另外三次动物大规模灭绝的时期，分别是3.65亿年前、2.5亿年前和2.05亿年前。恐龙的消失解放了哺乳动物。直到K/T界线之前，哺乳动物都是小型动物。这也有助于它们在撞击后得以存活，毕竟它们的数量实在太多了。但是不管怎么说，K/T界线之后，霸王龙和三角龙及其兄弟姐妹都不复存在时，才出现了大型哺乳动物。在K/T陨星与地球相撞之前，可能根本没有人类。

谈到人类的起源，20世纪80年代见证了两次关键的发掘工作，不过这一时期与其说是考古发现的黄金期，倒不如说是考古解读和分析的黄金期。

1984年8月，理查德· 李奇在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附近发现了“图尔卡纳男孩”（Turkana Boy），其身材比人们想象的更高更瘦，这是第一个体形接近现代人的原始人。[2985]他的椎管窄，胸腔自下而上呈锥形，解剖学家因此认为图尔卡纳男孩只向胸腔传递有限的神经信号，对呼吸的控制能力较弱，所以他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发声讲话。换句话说，图尔卡纳男孩没有语言。同时，锥形胸腔也说明他的两只手臂相距很近，便于悬挂在树上。李奇认为图尔卡纳男孩属于“直立人”，确定其生活在160万年前。两年后，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唐· 约翰逊在奥杜威发现了一具能人的骨架，只比图尔卡纳男孩早20万年左右。这具骨架体形明显不同：身材矮胖，有类似于猿类的长手臂。[2986]并非所有的古生物学家都能接受这个观点：200万年前同时生活着不止一种原始人，但它似乎也有道理，正是这一时期发生的变化迫使原始人离开森林。耶鲁大学的伊丽莎白· 韦尔伯认为，大约250万年前发生了其他引起进化的发展。[2987]例如，由于极地冰川的作用，地球温度降低，海平面下降，气候变得更加干燥，植被数量减少。这一观点得到了佐证，观察报告指出，这段时期的森林羚羊化石稀少，取而代之的是在干燥开阔的大草原上食草的各种动物。[2988]大约250万年前出现了石器工具，这说明原始人在250万年前至150万年前离开了森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长高了，变得灵巧了，而且开始使用原始工具。更“精细”的工具可见于大约20万年前，大约这个时候，出现了尼安德特人。关于他们的观点也随之改变。现在我们知道他们的大脑我们的一样大，不过位于脸的“后方”而不是“上方”。他们似乎会埋葬死者，会用赭色修饰尸体，会帮助群体中的残疾成员。[2989]换句话说，他们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人想象的野蛮人，他们出现在5万年前至2.8万年前之间，与智人共存。[2990]

伊恩· 塔特索尔总结了1975至1995年间的各种发现，制成化石年代表，得出了修正版原始人进化史：

尼安德特人为什么会消失？很多古生物学家认为答案只有一个：智人发展了语言能力。语言使现代人在觅食和获取其他资源方面具备了优势，其对手瞬间被打垮。

细胞器内有一种线粒体DNA（mitochondrial DNA）。细胞器位于核外，实际上就像是细胞的电池——它们产生一种物质，即三磷酸腺苷（ATP）。1987年1月，伯克利的阿伦·威尔逊（Allan Wilson）和瑞贝卡·卡恩（Rebecca Cann）在《自然》杂志上披露了将线粒体DNA用于考古学环境的开创性分析。引起威尔逊和卡恩关注的是，线粒体DNA只能遗传自母体，它不会像核DNA那样通过交配发生变化。因此，线粒体DNA只能通过突变发生缓慢的变化。威尔逊和卡恩机敏地想到比较不同种群的线粒体DNA，其思路是，线粒体DNA差异越大，他们从共同的祖先那里分离出来的时间就越久远。突变往往以非常恒定的速度发生，所以这种变化也能为不同种群的分离时长提供一些线索。[2991]

首先，威尔逊和卡恩发现，世界分成两个主要阵营：一边是非洲人，另一边是非洲以外的人。其次，非洲人种比其他任何人种的突变都稍多，这证实了古生物学家得出的结论，即非洲人种更古老，人类很可能发源于非洲，再从非洲大陆扩散到世界各地。最后，通过研究突变的速度以及反向推导，威尔逊和卡恩得以证明，我们已知的人类历史不超过20万年，这再次宽泛确认了化石证据。[2992]

威尔逊和卡恩的论文引起关注的一大原因在于，其成果不仅与古生物学家在非洲的发现相吻合，也与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近期研究成果相吻合。早在1786年，在加尔各答高等法院工作的英国法官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爵士发现，梵文和拉丁文及希腊文有明显的相似之处。[2993]这个发现使他想到了“母语”（mother tongue）的概念，它可能是很多年前的单一语言，所有其他语言都源于它。1956年起，约瑟夫·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开始重新审视威廉· 琼斯爵士的假设，将其应用于美洲大陆。1987年，他结束了覆盖从南美洲南部到北部的爱斯基摩人的大量土著美洲语言研究，发表著作《美洲的语言》，并得出了美洲语言基本分为三种的结论。[2994]第一种也是最早的一种是“美洲印第安语”（Amerind），覆盖了南美和美国南部各州，比北方语言更丰富，说明它更古老。第二种是纳得内语（Na-dene），第三种是阿留申—爱斯基摩语（Aleut-Eskimo），覆盖加拿大和阿拉斯加。纳得内语比阿留申—爱斯基摩语更多变。格林伯格认为，这些都指向前往美洲的三次移民大潮，分别是三种不同语言的群体。基于语言的“突变”现象，他相信，讲美洲印第安语的人在1.1万年前到达这片大陆，讲纳得内语的人在9000年前到达，讲阿留申—爱斯基摩语的人则在大约4000年前分离出来。[2995]

格林伯格的结论极具争议，却与牙科研究和遗传变异研究得出的证据相吻合，特别是与斯坦福大学的卢卡·卡瓦利—斯福扎（Luca Cavalli-Sforza）教授的原创成果相吻合。在《文化传播和进化》（1981）、《非洲侏儒》（1986）、《人类大迁徙》（1993）和《人类基因的历史和地理》（1994）等一系列著作中，卡瓦利—斯福扎及其同事研究了世界范围内基因和血液的变化，特别是Rh因子的变化。该研究与早期人类向全球扩散的时间点达成了一致，同时也引出了人类漫长历史上的众多显著的可能性。例如，纳得内语、汉藏语系、高加索语系和巴斯克语系似乎有着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