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地方性知识

地位做赌注）；巴厘岛人起名的方式；意大利文艺复兴画家（这是种历史人类学）；某些北非法律；有伊斯兰色彩的部落仪式。[2928]他选择这些例子的目的并非要证明它们是西方现存风俗和仪式的“原始”版本，而是要证明它们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西方不存在对等的东西。例如，巴厘岛人有五种不同的取名方法：有些很少用，但是在常用的取名方法中，名字往往同时透露了一个人来自何方，处于何种社会地位，以及他或她与其他一些重要人物的渊源。他还举起了一个例子，说的是一个巴厘岛男人被妻子抛弃后为所欲为，最终因为他的行为为社会所不容而发了疯。[2929]格尔茨说，这些事情无法从西方视角出发去考量，因为西方不存在这样的对等物。这就是症结所在。

因此，文化资源与其说是思想的“附属”，不如说是思想的“成分”。在格尔茨看来，分析巴厘岛人的斗鸡之于巴厘岛的思想和社会，正如分析《李尔王》或《荒原》之于西方思想和社会同样丰富和有益。他认为，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旧式划分（即在地理上相距遥远的社会，它们的社会学各不相同，而心理学却保持一致）如今已经瓦解。[2930]格尔茨本人这样总结自己的作品：“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深度。”[2931]他写道，“思考是对文化形式的故意操纵，犁地或兜售等活动与希望或悔恨等私下经历一样，都是故意操纵的好例子”；[2932]“现代意识的标志……是其巨大的多样性。在当代和未来，任何源于人文科学（或源于科学学科）并体现文化方向的大方向、视角和世界观的设想都是一种妄想。……对基本的学术权威、旧书籍和旧式礼仪等所持有的共识已经不复存在。……‘新人文主义’的概念，炮制了某种普遍的‘最佳思想和观点’的意识形态并将其塞入课程，这不仅不可信，而且是完全乌托邦的。也许，确实有点令人不安。”[2933]格尔茨认为这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处方；他认为，一旦我们认可不同民族和传统之间存在“深度差异”，我们就会着手研究它，并建构词汇加以公开的阐述。未来的生活将包括各种生动的方言，而不是“无力的共性”，唯有如此，“人类的对话”才得以延续。[2934]

来自哈佛大学的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对这一讨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研究了科学对理性和合理性的影响。普特南的论点是，我们所谓的“‘真理’既依赖事物本身（事物存在的方式），又依赖思想家的贡献。……有一种人类贡献，即观念的贡献，我们称之为‘真理’。科学理论不仅仅通过事实使我们受益。”[2935]在普特南那里，这个观点有着重要的内涵，因为他觉得，到了他所处的20世纪末，“科学方法”已经成了一个“模糊”的事物，他认为科学方法这个观点在17世纪达到巅峰，后来渐隐，与此同时，正是这个观点使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成为时代的错误。由此，他想表达的意思是，科学以及理性仅适用于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中性的“事实”，而滥用很容易导致错误的理论。他指出，很多现代科学理论绝不可能轻易证伪，其中进化就是一例。[2936]他因而赞同罗蒂的观点，认为“理性”应该是我们多数人理解的意思，即理性的人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接触世界。但是普特南进一步指出，事实与价值观之间的差异远比传统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设想的少得多。他赞同库恩和波拉尼的观点，认为科学往往靠某种直觉或归纳逻辑推进，因为人们不会尝试全部可能的实验，只会做最合理的实验，而“合理”本身源自我们对下一部该做什么的“理性”想法。由此，普特南提出，传统上被认为是价值观或偏见（最广泛意义上说）的某些说法也是跟科学事实一样的事实。他给出了两个例子：希特勒是坏人，诗歌比图钉好。就图钉而言，18世纪的杰里米· 边沁曾经说，人们喜爱诗歌甚于游戏，这只是一种主观的偏见，这个观点深受相对主义者青睐，他们相信一个人的主观生活，甚至一种文化的主观生活未必如其他人或其他文化那么丰富、有意义。普特南的驳斥不属于人类学，而属于哲学，因为这一观点相信“偏见”是一种精神实体，但否认它是“扩大了的敏感性”、“扩大了的意义与隐喻之集合”、“自我实现”等：“认为价值观不是‘世界的家具’的观点，和认为‘价值判断’是‘偏见’表现的观点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2937]普特南说的是，价值判断能够得到合理的支持，现在是时候彻底摆脱科学事实是唯一名副其实的事实这种观念了。“即便是持不同世界观的‘古典’物理学和量子力学，其差异也取决于观察者。”“陈旧的科学观念带来的害处是：如果科学家们试图逐渐堆积出一个绝对事实的王国，那么其他一切就都变成非知识了。”

另一位哈佛哲学家威拉德·冯·奥曼·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则另辟蹊径，不过谈到哲学，他仍然肯定了科学和科学方法的重要性。在《从逻辑的观点看》（1953）、《语词与对象》（1960）、《指称之根》（1974）、《理论与事物》（1981）、《实质》（1987）和《从刺激到科学》（1995）等一系列书中，蒯因提出，哲学与科学相连，甚至是科学的一部分，而且，现实在本质上分为两个方面，分别是独立于我们而外部存在的物理对象和以数学为主的抽象对象。蒯因是一名死忠的唯物主义者，认为“就微观物理性质在空间中的分布而言，不存在没有变化的变化”。[2938]他说，这个方法使他得以避开二元论，因为“心理”现象通过行为“彰显”出来。换句话说，无论我们能否弄明白，对心理现象的理解最终将落实到神经学。按照蒯因的说法，数学有双重重要性。[2939]首先，数的概念存在，并且数有助于高效地描绘和理解宇宙，这是根本性的；数仅作为抽象概念存在时更是如此。其次，有组的概念，一些实体聚合到一起形成高阶超级实体，隐含着相似性和差异性。在蒯因看来，这就将数字联系到词语，又将词语联系到句子，而句子正是经验的构件。例如，在动物学中，生物体进化成不同的种类和族系，这在哲学上有何意义？自然中有没有真正的族系和种类？或者，它们只是我们的大脑基于我们对相似性、差异性以及这些相似性/差异性的相对重要性的理解而臆想出来的？当我们思考或谈论这些事物时，在微观物理层面上，大脑在干什么？词语与“某处”的东西怎么能对应？又是怎么紧密对应？以及大脑中的微观物理进程是指什么？[2940]当不同语言中含义类似（但不相同）的词语被转译时，会涉及大脑的哪些微观物理性质？蒯因是个特别难阐释的哲学家，因为他的很多作品采用数学注释，极具技术难度，但是广义上说，我们也可以认为他继承了逻辑实证主义者伯特兰· 罗素和B. F.斯金纳的传统，因为在他看来，哲学不是罗蒂或内格尔所说的科学之上的学科，而是科学的一部分，也是科学的延伸，不过它提出了一些科学家们无法提出的问题，但是又以科学家们能够理解的方式讨论这些问题。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所著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1988）可能是最具颠覆性的后现代著作，它以最原创的方式综合了米歇尔· 福柯、罗兰· 巴特、格尔茨、罗尔斯和德沃金的研究。[2941]麦金太尔分别考察了早期社会（包括古希腊、古罗马、13世纪圣托马斯· 阿奎那在巴黎大学的教义、17世纪和18世纪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和现代自由时期理性和合理性的概念及其对正义观念的影响。他考察了政治、哲学、法律和文学作品中的相